梁海明：“一带一路”的海外传播须有全球视野(1)

　　作者：一带一路百人论坛研究部主任　梁海明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引起各国民众以及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在西方媒体中，路透社、法新社、美国《华尔街日报》、日本《外交学者》等均发表了多篇报道评论；在东南亚地区，《印度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菲律宾新闻社等也纷纷进行跟踪报道。这些报道既讨论了“一带一路”对我国提高国际地位的意义，也较为中肯地体现了这一倡议对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益处。

　　然而，受到文化冲突、现实利益冲突等因素影响，国际舆论在看待“一带一路”倡议中也作出了不少负面评价，甚至存在抹黑的情况。比如，有部分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或是针对美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挑战。有俄罗斯、日本等地学者担忧“一带一路”将挑战现有区域乃至全球经济体制，排挤其他国家的利益，部分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则担忧“经济控制”或是中国意图掠夺当地资源等。

　　如果不能扭转他国对“一带一路”的种种错误理解和印象，轻则我国企业在海外难以受到接纳，重则“一带一路”倡议可能遭到来自一国甚至多国联合的抵制。假若出现这种情况，无论我国企业的产品、服务多么过硬，管理理念如何先进，“走出去”的努力可能都将事倍功半。

　　因此，外宣部门要为“一带一路”倡议营造更有利国际舆论环境，协助企业深入沿线国家投资。当前的海外传播模式也须作出改变，不但要深入地、细致地进行国别研究，也应更多关注哪些内容外国受众更容易关注、哪些传播方式受众更乐于接受，以及什么样的语言受众更易于理解等。

　　首先，“一带一路”的海外传播要避免单一聚焦政治，忽视金融、文化领域的宣传手段。

　　“一带一路”不仅仅是我国政治领域的大事，更是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一大步推进，然而当前在对外推广中，仍以新闻尤其偏政治方面的报道为主。但“一带一路”想要得到沿线各国的最大程度认同，要避免过去“唯政治论”（过度展示意识形态和政治理想的态度），应当把推广的突破口放在金融、文化等领域。

　　当前，国际金融体系逐步一体化，各国金融系统愈趋深层次联结，金融渐渐成为一种国际共同“语言”，各国民众对股市、外汇市场、债券市场、重金属价格等共同的体验，已产生了广泛“通感”，面对金融市场的表现，语言、风俗、民族、国籍都不再是障碍。因此，在金融领域，用通用的金融“语言”来宣传新时期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可大大增加这一倡议对沿线各国民众和机构的吸引力。

　　外宣部门应当让沿线各国更深入地了解我国作为地区性的经济、金融大国，在区域经济稳定中的重要角色。在过往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在稳定亚洲经济波动中也承担了巨大责任。在此基础上，我国可联合沿线国家搭建区域性的金融合作网络，并尝试将已在沪港通中实现的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拓展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样不但沿线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能感受到合作带来的益处，各国普通民众也可以分享我国经济繁荣的红利，以及“一带一路”带来的崭新投资机遇。

　　同时，当前的全球化也不仅仅是资金、资本等在全球经济领域流动，语言、文字、艺术和思想价值观等各种文化要素的全球化不可忽视。文化认同往往具有奇异的力量，可以打破地理的界限，甚至促使受众对境外的某种文化认同程度高于自身文化，这种效果过往在美国、日本文化产品的全球流行中已多次被证实。在“一带一路”的文化领域，我国可用与沿线国家有近似性的少数民族进行文化交流，讲述更多软性的我国故事，同时展示我国文化的精品和深厚底蕴。

　　要令沿线国家对我国推行“一带一路”的未来增强信心，我国还应考虑加强文化领域的双向传播，即除了对外宣传外，也多向国内宣传、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增加国民对这些国家的了解和兴趣，这才能实现“一带一路”所强调的开发、包容和相互促进。

　　其次，我国“一带一路”的海外传播工作应避免以相同的内容，在不同国家沟通。

　　“一带一路”沿线至少包括四种文明，近百个国家和上百种语言，由于每个国家所处的环境、自然条件、宗教、语言、民族和政治制度不大一样，对外来信息的接受习惯也不尽相同，我们必须应该考虑对方民众最基本的认知逻辑，选择好语言和途径。

　　例如仅以基建而言，海岛国家和内陆国家所需要的交通基建就大有分别，研究更显示，海洋国家与内陆国家在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方面都有根本性的不同，“一带一路”的宣传必须进行针对性工作，并且对不同的效果有心理准备。除了不同的内容外，另一个重要的技术性问题是针对不同文化须用多元化的翻译语言。如果仅仅将我们要传达的信息内容集中用中、英两种语言，则不但难以迅速打动其他文化的国家，更容易让不以英文为主要语言的国家产生被冷落、被忽视的感受。

　　如果更深入地来看，当涉及到国际政治和利益格局，问题就更为复杂。笔者注意到，俄罗斯舆论近期大幅增加了对“一带一路”的探讨，其中对“一带一路”表达了不少疑虑，例如担心北京至莫斯科的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成，中国民众驾车数日便可直达莫斯科，会导致俄罗斯境内华人越来越多。再加上俄罗斯人口老化及出生率低已带来人口危机，长久以往，居俄华人将会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少数族裔。在这种人口的巨大差异和漫长的边界下，不少俄罗斯舆论对我国“一带一路”这种增进两国经贸合作、增加人员往来以及互联互通的政策，既欢迎，又担心。

　　俄罗斯方面更为担心的是中亚国家向我国越来越靠拢。“一带一路”上有不少中亚国家原本是前苏联的加盟国家，一直被俄罗斯视为其战略、资源和商贸等的战略要地。我国推行“一带一路”，加强与中亚国家在能源、经贸和基建等领域合作，令俄罗斯警觉，担心我国势力越来越迫近俄罗斯的后花园，我国未来会取代俄罗斯成为中亚地区的主导国家。

　　如果我们以此角度细致地展开分类研究，更会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西方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我国家关注点各不相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要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会更改当前国际秩序；包括俄罗斯、印度在内的新兴大国，则关注我国会否削弱其势力范围；发展中国家则在盼望我国加大投资的同时，担忧会侵夺其资源。因此，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也要以这些不同国家最近的、最关注的、最具体的关注点为起跑线，设定不同的主题。例如对欧美，应强调我国并非要与美一争高下，对于新兴大国则要强调尊重他们在不同地区既有的地位等。

　　对于这些问题，除了国家高层要全盘考虑，尽量照顾好各国的利益和既有的国际格局外，外宣媒体和民众也要求同存异，避开分歧，在宣传和沟通中避免刺激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神经，争取共赢的局面。

　　从积极的角度考虑，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初期，如何能够成功协调好与沿线国家的利益，减少他们疑虑，邀请到更多合作伙伴与我国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那么也将成为未来合作的范例，为推动“一带一路”顺利实施的带来更大的助力，为我国的企业“走出去”打造一个更加理想的投资环境。

　　再次，需要注重内外有别，避免自说自话，注重“双向沟通”。

　　“一带一路”引发的误解、猜测，一方面固然与部分西方媒体的刻意抹黑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在对外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采用了在国内惯常的“单向灌输”，没有做到“内外有别”，导致无法形成良性互动有关。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海外传播中，不时出现一些虽然在国内很常见，但在国际上并不恰当的措辞，例如“战略大通道”、“桥头堡”语言带有军事色彩，容易引起沿线国家的警惕和抵触心态，令别国民众对“一带一路”的目的产生不必要的质疑。

　　在对外宣传“一带一路”倡议中，无论政府机构还是媒体，或是参与其中的国人都应时刻提醒自己“内外有别”，区别对待国内外的沟通对象。例如媒体在报道中应减少“以我为主”，大力歌颂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中作出的努力，更应加强报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生情况和他们参与的程度、成绩，以此增加沿线国家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感；更要强调合作、共赢的理念和思维，在措辞上最大程度传达出合作的善意。

　　“一带一路”倡议包含有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内涵。但当前民间舆论和媒体在提及“一带一路”时，却常常片面地强调“一带一路”给沿线国家带来利益，较少谈及我国在当中的利益，外宣部门原意是希望沿线各国可尽快接受、认同“一带一路”发展理念，推动各国与我国在此框架下展开合作。不过，这种方式在沟通效果上往往事与愿违。

　　由我国政府倡导的“一带一路”若顺利实施，将为我国自身带来庞大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若对本国的利益避而不谈或少谈，容易导致国际社会认为我国在隐瞒实情，为海外舆论留下诸多不良的想象空间，更有可能导致别有用心的西方媒体借机炒作，国际话语权旁落之余，还会给我国国际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另一种“片面展示”则是有些官方媒体对我国的情况倾向于多说成绩，不承认或少承认我国的举措或是我国企业在某些领域的失误和不足，同样容易引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警惕和畏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中国的强大已是事实，如果媒体再反复强调我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崛起，看起来毫无缺点的超级强国形象，只会让他国产生更强烈的危机感和逆反心理，抵触与我国的企业合作。

　　因此，海外传播中应该尽量展现有血有肉，有优点有缺点，有成绩也有失误的真实中国，同时发出世界需要中国，但中国更需要世界的声音，对海外才更具吸引力和说服力。

　　同时，我国也应多考虑借助身在海外的“知华派”以及知名专家学者对我国从不同角度的深层次解读乃至“现身说法”，令海外舆论中的中国形象更具有真实性、可信性和权威性，以此消除沿线国家的疑虑，展现我国对于合作的真诚，才能鼓励沿线各国与中国共同打造未来的利益共同体。

　　最后，还需要注重在对外交流中提高自身的文化包容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上多种文明、上百种语言并存，文化巨大差异下往往容易产生误解和摩擦。因此，除了企业、政府与外宣媒体要转变观念外，我国也应当针对“一带一路”展开对国民更多的教育和宣传，国人和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都要从我做起，包容不同的文化与文明，注意自己的举措和言论，避免让国外民众产生不必要的疑惑。

[责任编辑:蒋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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