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揭秘：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一封信

　　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估计

　　1964年年底，毛泽东改变了他过去一直认为的问题在于基层干部的看法，转而认为，中国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会不会变修，关键是干部，而在干部中，又关键是领导干部，在领导干部中，关键又是中央的领导干部。他认为，中国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在上头。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了“先搞豺狼，后搞狐狸”的概念。

　　1964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他还引用杜甫的诗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以此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二十三条”，本可继续推进“四清”，但奇怪的是，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却对“四清”很少谈起。

　　原来，毛泽东已经对通过“四清”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失去了信心。他认为，必须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才能达到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目的。他说：“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他认为，如果不来一次全面发动，照过去的样子继续发展下去，干部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在同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谈话时说：“党是可以变化的。”“中央也有两个前途。”“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毛泽东说这些话，明显表示出了他对原来确定的接班人刘少奇的不放心。几天后，毛泽东在同罗瑞卿谈话时说：“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要正式讲一次。”毛泽东在这里说的“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六二年刮歪风”，明显就是指刘少奇。他还认为，中央存在的问题，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问题，他代表的是一批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表人物的主张和利益。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提到地方造中央的反的问题。10月10日，他在颐年堂同各大区的第一书记谈话时，突然岔开本来是谈具体的“小三线”建设问题的话题说：“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10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又一次岔开本来是研究小钢厂建设的话题说：“我不怕你们造反。你们制造机器，制造武器，你们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1966年5月，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撤销了《二月提纲》，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毛泽东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在党中央内部已经占了上风。根据他的意见，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发出了《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在这份文件中亲笔加写的一段文字中，十分明确地点出了中央内部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问题。毛泽东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是指刘少奇。不久，当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并且派工作组指导“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他在镇压群众，中央存在危险。他在南方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毛泽东给江青写的这封信，实际上是他思考了很长时间的产物，是他对中国政治形势错误估计的必然结果。只不过，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得更直白一些、更清楚一些罢了。他在信中，把他不能对别人说，也不好对别人说的话，以及他内心的隐忧、担心，他怎么样打倒以刘少奇为代表人物的“修正主义分子”，即他在信中所说的“右派”等问题，都写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