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琦 构建“人文历史”

原标题：茅家琦 构建“人文历史”

著名历史学家茅家琦 现代快报记者 辛一 摄

茅家琦 男，1927年生，江苏镇江人，国际知名历史学家，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茅家琦先生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台湾研究所所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会长、江苏省历史学会会长，现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等职。茅家琦先生专治中国近代史，共出版重要学术专著22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涵盖晚清史、太平天国史、中华民国史、当代台湾史、区域现代化史等领域，在史学理论和方法上也颇具学术造诣。

49年前，因为一篇历史论文，他在现实中饱受政治批判。都说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但是，他这个搞历史的人差点被现实的车轮碾碎。

不是所有的现实都蛮不讲理，当现实步入正轨，他的历史研究也步入快车道。22本专著，100多篇论文，南京大学终生成就奖，86岁的茅家琦著作等身，研究领域涵盖太平天国史、当代台湾史、长江下游区域现代化等多个领域，这些领域或硕果累累，或开疆拓土，或独树一帜。

难能可贵的是，和步入晚年的巴金一样，除了继续在自己专业著书立说之外，茅家琦把目光投向了现实。

“一个社会要健康发展，必须弘扬人文精神。”茅家琦说，这10多年来，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对自己60多年学术生涯的反思上，而人文精神是他发现并思考的重点。

现代快报记者 倪宁宁

从银行职员到大学老师

1946年底，19岁的茅家琦从泰州老家来到南京，顺利地考上中国银行，当上了一名检券生。第二年春天，“不安分”的他分别参加了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招生考试，结果他陷入幸福的烦恼。他同时被两所顶级大学录取。

他最终选择了中大的经济系，一个原因是南京离家近，再有就是毕业后他可以回到银行工作，之前他和银行签订了“留职停薪”协议。

那个时候，历史学家与茅家琦没有交集，日后的银行家倒是顺理成章。但是大时代打破了这种可能的逻辑链条。

“我真正的读书时间只有一年半。”茅家琦入学的时候，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一年多以后，学校给学生放了长假。1949年，南京解放，中央大学改名国立南京大学，后改名南京大学。1951年，茅家琦毕业的那一年，全国大学毕业生首次实行统一分配。

茅家琦从此与银行无缘，因为是团员的缘故，他被分配在南大图书馆，主要做政治思想工作。近水楼台先得月，因为可以自由进入书库，他差不多成了南大读书最多的人。但是到了1953年，他不得不离开图书馆，调到教务处。与此同时，副校长孙叔平决定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茅家琦等3人经过培训后，成了第一批老师。仅仅过了两年，1956年，茅家琦便申请调到历史系，并得到批准。

茅家琦向快报记者解释原因时，表示单纯的经济理论很难解释经济问题，必须把经济问题置于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个理由似乎过于抽象，但是茅家琦用它成功地说服了历史系的领导。

一篇论文导致政治批判

茅家琦开始从事的经济史研究。可刚入门不久，他便发现经济学这个课题太广、太泛，很难抓住重点和核心。“刚开始研究，对象应该集中一点、小一点。”茅家琦说，当时国内太平天国史（简称“太史”）很热门，加上国内最顶尖的太史研究专家罗尔纲在南京搞研究，并在南大历史系兼课，“我决定把研究方向转向太史。”

而结合日后的现实看，这是一个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出的一个正确的决定。不久，茅家琦独立完成的一篇关于杨秀清的论文得到罗尔纲的肯定，这个可贵的肯定，成了国内两位顶级太史研究专家几十年友谊的开端。

因为学经济出身，茅家琦写了《太平天国失败后的江南农村》，因为视点独特，此文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是真正让茅家琦一炮打响的是一篇名为《论李秀成》的论文。

1964年夏天，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人员的戚本禹发表文章《评李秀成自述》，该文认定李秀成是太平天国的变节者和叛徒，从而挑起了历史学界的大争论。茅家琦的《论李秀成》发表在当年8月7日的文汇报上，在茅家琦看来，李秀成是太平天国的杰出将领，他被俘乞降气节有亏，是一生污点，但是不能抹杀他对起义的贡献。

茅家琦没有想到，这篇不足一万字的论文，给他带来的是难以忍受的政治批判，江苏省委文教部长在全省高校干部会议上点名批评他，新华日报用两个整版篇幅对他进行抨击，包括光明日报、文汇报在内的其他报纸也加入了批判行列。最让他痛心的是，南京大学学报也为批判言论提供了阵地，而历史系也举行了针对他的批判会。他的罪名，是宣扬叛徒哲学，他成了“叛徒辩护士”。

“我真的很担心自己会不会被学校开除。”茅家琦说，还好学校很开明，只是把他下放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而最让茅家琦感到温暖和宽慰的是，在一次历史系批判会之前，南大的匡亚明校长低声对他说，“别紧张，再写文章。”

厚积薄发，名副其实的“太史大家”

茅家琦也想再写文章，但是不久以后，“文革”爆发，“走白专道路”“叛徒辩护士”“黑线人物”，三顶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已经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而这种难熬的局面一直持续到粉碎“四人帮”后。

1979年，对茅家琦来说是个难忘的年份。这一年的冬天，美中交流协会邀请20名中国学者前往美国访问，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只有两人：罗尔纲与茅家琦。第二年，茅家琦在美国待了两个月，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密西根大学等十多所高校进行访问。让茅家琦感到兴奋的是，他在美国接触到了在国内难以企及的大量的太史资料，也看到了美国学者撰写的太史专著。

美国之行打开了茅家琦的眼界，也让他重拾信心后重新拿起了笔。他这一动笔一发不可收拾。一大批太史专著与论文“缓缓”而出，其中《太平天国兴亡史》《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太平天国与列强》《郭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校补》《太平天国通史》都是太史研究的经典著作，这些作品集中展现了茅家琦在太史研究领域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内外同行公认的一流的太史研究专家，南京大学历史系亦成为太史研究的重镇。

台湾当代史研究的开拓者

1980年的美国之行，不仅拓宽了茅家琦在太史研究领域的眼界，而且催生了中国大陆历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当代台湾研究。

在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茅家琦阅读到了大量的台湾报刊，特别是一套从1949年到1979年完整的《中央日报》让他叹为观止。当时大陆对台湾的现实情况知之甚少，茅家琦感到自己有责任向大陆史学界，以及大陆读者介绍自己的新发现。

茅家琦回到国内后组织青年学者，开始当代台湾研究，并成立了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1988年和1991年相继出版了《台湾30年〈1949—1979〉》《80年代的台湾》两部专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第一部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当代台湾史专著，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强烈反响。茅家琦对台湾社会性质的考察相当深刻与真实，他认为“台湾地区是一种在政治上实行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茅家琦在台湾经济思想、政策及其实践的研究上深具造诣，成果丰硕，在两书出版前，大陆学者普遍认为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是缘

在茅家琦因《论李秀成》落难之时，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曾经出语安慰，短短一句话让他感动一生。上世纪80年代，退休后的匡亚明开始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邀请茅家琦担任副主编，出于谦虚他婉言谢绝。但是当匡亚明去世后，南大成立了一个三人终审小组，茅家琦担任召集人。“为了完成匡老的遗愿，我义不容辞。”

2006年，历经20年，总计200本的丛书终于出齐，茅家琦如释负重。而在参与200本书的审阅的同时，他也对自己近60年的学术生涯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他从中找到了社会普遍缺失的“人文精神”。近年来，他走出书斋，走进现实，大力呼吁弘扬人文精神。

走出书斋，呼吁弘扬人文精神

太史研究开始走下坡路，南京是研究重镇

茅家琦主要研究方向是太平天国史，他经历了解放后“太史”研究的各个阶段，在他看来“太史”研究已经在走下坡路。

柒周刊：您花了几乎一辈子的时间来研究太平天国，它的意义体现在哪里？

茅家琦：这段历史虽然短暂，但是如果从整个近代史这个大的框架出发来看，太平天国很重要，它对晚清，对中华民国有着深刻的影响。太平天国运动是被谁打败的？不是被满族军队打败的。它是被汉族官员招募、训练的汉族武装打败的，比如湘军与淮军。汉族武装将领因为镇压太平军有功，清政府让他们担任总督、巡抚等高管，掌管地方行政。这样就出现了“督抚专政”的现象。

大权在握的督抚们有训练新兵、对外通商、办理洋务、兴办近代工业、派遣留学生等权力。“督抚专政”下出现了三个新生事物：留学生、新军、绅商。这三个新生事物对辛亥革命起了巨大的作用。留日学生组织了同盟会，同盟会组织新军发动武昌起义。起义后，绅商陆续拥护推翻满清建立共和。

柒周刊：这样看的话，辛亥革命成功，如果溯根求源，太平天国起义是绕不过去的。

茅家琦：是的，它是整个链条中最初的一环。

柒周刊：现在“太史”的研究状况如何？

茅家琦：与解放初期、刚粉碎“四人帮”那段时期相比，冷清了不少。

柒周刊：是因为研究得差不多了吗？

茅家琦：也不是。冷清的原因是大的社会环境改变了，解放初期提倡斗争哲学，现在是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人们对“太史”的关注度降低了。

柒周刊：现在有一种贬低，或者说妖魔化太平天国的现象。

茅家琦：是的。有人谴责太平天国杀人过多，社会生产萎缩，洪秀全好色腐败，这些批评是对的，但在历史研究中也要具体分析。有些错误并不是太平天国独有的，它带有普遍性。当然在我看来，洪秀全是个皇权主义者，有极重的帝王思想，他不是一个合格的领袖。

柒周刊：太史研究会往哪里走？

茅家琦：做赞扬文章的差不多了，吸取经验教训，还有很多文章可做。

柒周刊：南京在太史研究中情况怎么样？

茅家琦：重镇。

弘扬人文精神，迫在眉睫

近些年，原来“固守学术”的茅家琦开始走出书斋，在包括座谈、讲座，接受媒体采访等公开场合，大力呼吁弘扬人文精神。

柒周刊：这些年，您走出书斋，在很多场合，公开呼吁弘扬人文精神，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茅家琦：我之所以重视人文精神，有三个过程。

首先，我读中学的时候，学习过四书，可以说从小就接受了人文教育。整篇《大学》我都能背出来。孔夫子、孟子的学说主要是讲做人之道，教人怎么做人。其中的精华就是人文精神。中国文化的精华不是“天人合一”，而是以“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所代表的人文精神。

二是出于对运动的反思。解放后，我经历过各种运动。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他的意思是人身上有恶习，与禽兽差别不大，只有君子才体现出这种差别。所以我们要弘扬人性，杜绝兽性。兽性是很难去掉的。在现实中，它集中体现在人的贪欲上，贪权，贪钱。“文革”中的夺权，就是贪欲的体现。

第三，就是我参加匡老主编的《中国思想家丛书》的终审工作。我是三人终审小组的召集人。看了200本书后，我得出了一些感想，就是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凡是弘扬人文精神的就是太平盛世；反之，则是一个混乱的社会。

柒周刊：能具体说说人文精神的内涵吗？

茅家琦：就是两句话：尊重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孔子讲“仁”和“恕”，仁者人也，就是自己要像个人的样子；恕，是对他人的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把别人也当人看。反人文精神是不把人当人看。韩非信奉“法术势”，强调极端的帝王专制思想，纵横家和杨朱则极端地追求升官发财和私立。这两种传统文化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相互交错，重叠，形成复杂的局面。

柒周刊：您在研究历史时，提倡科学与人文并举，这里的“人文”指的是什么？

茅家琦：就是历史研究者要有人文胸怀，要有人文精神。你研究历史，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一个社会是太平盛世还是混乱无序，标准就是这个人，这个社会有无人文精神。一个人心里，如果贪欲占了上风，就会欣赏《三十六计》，保存自己，损害别人。一个学者，一个老师，必须要有人文精神，否则就会出现败坏学风，学术腐败。

柒周刊：怎样才能弘扬人文精神呢？

茅家琦：“文革”时，有人贪权；现在呢，主要是贪钱，贪污腐败。怎样惩治腐败？一个是法，一个是教育。除了加强法制外，必须重视教育，特别是重视人文精神教育。《国富论》就提倡教育。我们现在的人文教育非常差。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在这里，“发展”被简单地理解为“致富”“挣钱”，在这种环境下，人的精神境界之低可想而知。

为什么惩治腐败光靠法制不行？举个例子，辛亥革命后，满清被推翻，政治制度改变了，但是思想文化没有根本改变，所以独裁专制，贪污腐败也没有改变。朱元璋惩治腐败很严厉。结果呢？贪污的照样贪污，明朝照样亡。贪官是杀不完的。所以必须通过教育，提高每个人、全社会的道德素质，也就是从文化上改变人的观念，弘扬人文精神。

再有就是要重视和研究西方的人文精神，吸取其精华，寻求中西人文精神结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