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8年抗战 1.5万门火炮重庆造

　　战时造炮：

    工人和厂长都是好样的

“我是1939年10月5日进50兵工厂的。”家住郭家沱望江村4栋18号的何兴元，年逾九旬，仍清楚记得进厂的日子。何是长寿葛兰人，生于1918年，“当初我正在城里干挑水工，听说郭家沱的兵工厂在招人，丢了扁担就往这边跑。”

其时，50兵工厂刚从广东迁来，不少机器设备正缺人搬运，“管事的一见我，就收下了，说，抬东西去！”

从进厂到上世纪80年代退休，何兴元和炮打了40年交道。最早教何兴元造炮的是广东师傅丁贵林，“他是个技师，有本事，见我人勤快，就问想不想跟他学技术，我可巴心不得呀！”于是拜丁为师，学造炮，“那是1940年前后的事。”

何兴元先后干过60炮底座、37战防炮热处理等工种，“当时没电炉，37炮要开炮管膛线，得先用柴火将炮管烧软再开，有时上面半截开出来了，下半截却冷凝了，炮管就得报废，真心痛啊！”

他还记得，50兵工厂外地人特别多，“他们大多是技师或技工。但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很团结，一心想着多造炮。”1941年8月11日，日机袭击50兵工厂，炸死员工28人，“全厂愤怒了，大伙边建厂房边造炮。”据《望江厂志》载，50兵工厂在1939年恢复生产，当年就修造出86门150毫米迫击炮，制造炮弹41800发；1941年研制出中国第一门37战防炮，并大量生产60迫击炮。

“50兵工厂能迅速复工，与专家治厂有关。”现任国家59所正研级高工郑光宇告诉记者，“解放前我在50兵工厂干过。它的历任厂长都是火炮专家。”譬如第一任厂长江杓，上海人，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毕业，任50兵工厂厂长时佩陆军中将军衔，“重庆兵工厂的厂长一般只是少将，可见当时对火炮之重视。”

何兴元记得，“江厂长身材高大，脑壳顶顶长一撮白毛，人有本事，就是脾气糙。每天晚上，他都要骑脚踏车到各个车间转，只要看见谁不认真干活，他抬手就打，说是要那人长记性！现在想来，战时军品任务重，江厂长压力大，脾气也大呀！”

50兵工厂还有一位著名厂长叫李式白，同济大学毕业，曾主持研制60炮和57毫米无后坐力炮，“李厂长还为解放西藏和抗美援朝立过功！”50兵工厂工务处长王国章，也是同济毕业，他从1933年进兵工署到1949年重庆解放，为火炮工作了16年。

这样的人才，为重庆造火炮奠定了基础。

　　初战尴尬：

    血肉相拼与重炮威力

71年前爆发的那场关系民族存亡的 大血战中，中国火炮是什么状况？

“第一，悲惨。中国军人几乎是尸山血海以死相拼。第二，可怜。中国军队的炮火，不及日军十分之一！”军事史专家李意志告诉记者，“七·七事变”后，日军之所以能快速推进，除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外，“其火力凶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按说，抗战初期中国军队人数并不少，有作战师180个（包括归入建制的八路军3个师），但海空军力量悬殊，“特别是陆军火炮，更是差一大截。”抗战爆发前，陈诚曾主持炮兵督导整训，全国可用火炮仅457门，有的作战师根本没炮！

而进攻的日军以师团为作战单位，一个甲种师团（如进攻平型关的坂垣第5师团），下辖4至9个步兵联队（团）及1个野炮联队，兵力达2.5万人，拥有火炮120门，包括54门75毫米野炮，12门105毫米榴弹炮等，且每个步兵联队还有300余人的炮兵大队，拥有数十门迫击炮和反坦克炮。“日军凶狠的炮火，让初期参战的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如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为坚守大场、宝山、罗店等要地，与敌反复拉锯，日军炮火将阵地打成一片火海，大炮成了中国军人的绞肉机！”中方先后投入的71个正规师约75万人，伤亡竟高达30万，“有些师和团，开上去几千人，撤下来只剩几百人！”

唯一的例外是当时中国陆军炮兵第10团曾大显神威。“该团拥有从德国进口的150毫米重榴弹炮，最大射程15公里，弹重42公斤，全炮重约6吨，用汽车牵引，是全国唯一的机械化炮兵部队。”李意志说，这批大炮的监制者，就是后来任重庆50兵工厂厂长的江杓、李式白和工务处长王国章等。

重炮10团参加了淞沪会战，先后对日军野战机场和虹口司令部进行猛烈轰击，打得对手鬼哭狼嚎，“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中国军队竟拥有射程超过10公里的火炮，曾派汉奸到处打探，终无结果。”此后，重炮10团先后参加台儿庄、武汉会战，江阴保卫战，长沙和缅甸会战，一路血雨腥风，竟建制不乱、装备不少，“如今，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和北京军博，还各自保存了一门当年从德国进口的重炮，它们在亚洲已是炮中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