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遭遇音乐使者斯特恩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是古典音乐在中国强势进入人们视线的一年。这一年，有多位世界级演奏家和交响乐团访华，掀起阵阵热浪。而其中首先产生巨大社会效应的，当数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这个名字从此与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9年6月，距邓小平访美仅隔不到半年，艾萨克-斯特恩成为改革开放后、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位来访的西方大师级小提琴家。为了聆听他的演奏和教诲，全国的专业小提琴家和青年学生云集北京和上海，就像过节一样兴奋。

　　斯特恩在北京演出了两场，在当时北京最好的红塔礼堂举行，我都有幸观看聆听。第一场是协奏曲音乐会，演出莫扎特的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和勃拉姆斯的协奏曲，由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协奏。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观看世界级大师演奏小提琴，用“满台生辉”形容真不为过。斯特恩一登台，我眼睛都不敢眨，就想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捕捉下来。

　　听说20多年以前，苏联小提琴大师奥伊斯特拉赫来华演出过，我没那份幸运，这一次我真是赶上好时候了。从斯特恩的第一个和弦出来，我就激动得有一种不能自已的感觉。第二场是奏鸣曲专场，有贝多芬的第五小提琴奏鸣曲“春天”、弗兰克的奏鸣曲和德彪西的《亚麻色头发的姑娘》等曲目，对它们我都耳熟能详，但过去只是从唱片中听到过，现在听斯特恩的现场演奏，不禁产生马上要练琴的冲动。第二场音乐会，斯特恩演奏得比第一场更为精致。

　　正式演出前，斯特恩还举行了大师课。这位兼具音乐魅力和人格魅力的大师，手把手地向中国音乐家传授技艺，令人顿开茅塞。中国青年小提琴家中的佼佼者唐韵专程从上海赶来，演奏了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斯特恩一针见血地指出演奏中的问题所在：演奏和弦时弓子压得太厉害了，应该横向拉的动作多一点。大师一点拨，唐韵的演奏立竿见影。当时，中国音乐教育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中，小提琴演奏在观念上有些偏差，缺乏对于音色美的追求。自从斯特恩来了以后，许多人改变了这种倾向。这样近距离高水平的大师课，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深感大师课要比正式的音乐会还要振聋发聩。

　　斯特恩讲课过程中，起初由一位英语翻译作口译，但他对音乐术语比较陌生，指挥家李德伦只得时不时从旁协助。在对一个乐句的讲解中，斯特恩用“big ball”来比喻音乐的欢快情绪，这时，翻译感到有些迷茫：“大……球，这是什么意思？”又是李德伦先生解了围，说是“舞会”的意思，就是说，情绪要像舞会时那样兴奋。李德伦嗓门大，他的声音就是在剧场后排也能听清楚，于是，台下观众就一致要求李德伦来翻译。大师课上，斯特恩对中国提琴家使用肩垫“深恶痛绝”，认为这是演奏中产生许多弊病的根源，力嘱大家一定要抛弃它。

　　我曾经翻译过斯特恩于2001年逝世前不久完稿的自传 《斯特恩回忆录——我的前79年》，再加上几次目睹他在中国的大师课和音乐会，对他形成了较为深入的认识。艾萨克-斯特恩是在俄国出生的犹太裔美国小提琴家，他的艺术风格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他非凡的影响力远远溢出音乐领域。他有着“折冲樽俎”的社会活动能量，他发动美国及世界范围的音乐家和社会舆论，将“音乐圣殿”卡内基音乐厅从拆迁大锤下挽救下来并加以筹款翻修；他在世界各地提携一批又一批的青年音乐家，从而有着音乐界“教父”之称。

　　在自传中，斯特恩披露了促成访华行程的机缘：“阿特拉斯博士和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后来成为外交部部长的黄华交上了朋友。他知道我对中国发生了兴趣，就打电话邀请维拉和我到他们的寓所去，他们家举行一个私人宴会，黄华和夫人将要光临。在晚宴上，我向黄华表示了我对中国的向往，热切地希望到中国去访问。……1978年3月，黄华转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邀请信，行程最终定在了1979年6月的后半个月。这时，我的好友中一位名叫瓦尔特-朔尔的商人，建议我带一个小型摄影小组记录下这次旅行，作为家庭的存档。不知瓦尔特-朔尔哪儿来的这么大决心，完全是自掏腰包，带来的不仅是一个电影摄制组，还有一位导演默里-莱尔纳。”

　　就这样，斯特恩的中国之行拍成了著名的影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此片获得了1981年第53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1999年11月，斯特恩又一次来到北京，李德伦先生从医院病榻上赶到世纪剧院，被弟子们搀上舞台，两位老友紧紧拥抱，台下观众无不动容。

　　斯特恩大师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原中央乐团）又一次奏响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成为音乐史上一段著名的“世纪绝唱”。

　　不久，两位老人相继离世。时至今日，斯特恩当年指点扶助过的中国神童，早已在国际音乐舞台上熠熠闪光，中外文化交流也已更加频繁深入，我们不能不深怀敬意地回忆这位先行者，告慰这位在改革开放初期向中国音乐注入了活力的艺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