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本讲述长征的书说不尽红军走过的路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所进行的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放在时隔80年的今天来看，放在当下这个生活舒适、交通便捷的时代来看，尤其显得不可思议，充满传奇。

　　在这段历史的研究者们看来，长征不是什么象征，而是考验红军战士的意志、勇气、智慧和胆量的人类伟大史诗。由此诞生出的长征精神，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在今天又转化为勇敢向上的社会驱动力。

　　在长征期间，红军长途跋涉、艰苦转战，创造出了中国军事史上的诸多传奇故事，尤其是从翻越四川境内的夹金山开始的爬雪山、过草地，更是在人类长途跋涉的历史上立下了一块里程碑。

　　1935年，红军进入甘孜地区，先后在甘孜州16县停驻，活动范围在10万平方公里以上，活动时间长达15个月之久。此外，懋功会师、毛儿盖会议等在长征的战略上均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今天，有关长征的系列纪实书籍如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与王树增的《长征》等，在记录长征传奇故事的同时，也在激励着后来者以一往无前的姿态迎接未来。

　　文/祝霄 制图/王雪

　　他说，像他这样的普通战士，长征中走的路要比地图上标出的两万五千里多得多。他们常常一口气走八十到一百六十里，走的完全不是直线。许多卫生员为了照料伤病员和垂危病人，三次甚至四次越过大雪山。对许多人来说，征途长达三万至四万里。”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红军长征的传奇故事散落于民间，并以各种形式被传诵，那是一种纯民间的非文本的口传演义，但却能穿越时空流传下去。”

　　——《红军长征的民间记忆》

　　“将来，人们可能会对这本书提出的主要批评之一，是它明天就会过时……但现在发生的故事太激动人心了，各个阶段都值得记录下来。”

　　——西蒙娜·德·波伏娃《长征》

　　难觅踪迹的

　　《红军长征记》

　　在关于长征的种种故事讲述中，最不可忽略的是亲历者的日记和回忆录。这些作品以亲历亲见为特质，对长征的书写有着独特的价值。

　　《长征日记》是萧锋将军参加长征时期，在那段极端艰苦的岁月里写下的。他记下了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1月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记载了红军二万五千里征程中最为悲壮、最为真实的历史片段，为红军的“战史”填补了空白。

　　在中国作家中，只有成仿吾、冯雪峰等少数几人参加过长征，亲历过毛泽东长征组诗中所描述的那些惊心动魄、壮怀激烈的场景。因此，成仿吾的《长征回忆录》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成仿吾逝世前数月，有人问他：“你一生中什么时候最困难？那时你是否有信心？”他说：“如果说困难，那就算长征和文革吧！但，那时我仍有信心。”在他8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长征和文革令他刻骨铭心，《长征回忆录》这部作品，正是他在文革期间完成的。

　　1937年2月，丁玲主编了一本记述长征的书《二万五千里》。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等原因，直到1942年，才在更名为《红军长征记》后，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印制发行，现已难见其踪。

　　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发现由朱德亲笔签名赠给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军长征记》孤本，引起各方关注。《红军长征记》是极为珍贵的一本书，也是极具文化特色的纪实文学作品。

　　“要过夹金山，

　　性命交给天。”

　　夹金山被人们称为“鬼门关”。当地有一句话：“要过夹金山， 性命交给天。”如果没有四川人民的帮助和支援，长征的这段历史无疑还要残酷得多。

　　在众多讲述长征的书中，王树增的《长征》是特色最鲜明的一本。他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重新阐释了长征的重要意义。

　　这本书是红军长征入川80年以来，第一部用纪实的方式最全面地反映长征的文学作品。王树增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实地采访了许多老红军战士，书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和资料都是首次披露。

　　在这本书中，作者弘扬了长征体现出来的国家统一精神和不朽的信念力量；此外，作者还讲述了在这一伟大壮举中的诸多感人细节，让我们通过丰富的细节更加亲近地去接触长征的历史。

　　比如在长征途中，为了实现与另一支队伍的会合，红军不惜一切代价，先后突破了金沙江和大渡河两道天堑，来到了大雪山夹金山的脚下。当时向北走的红军知道，另一支兄弟队伍就在大雪山的那边，可是要想与之会师，就必须翻越这终年积雪的夹金山。

　　夹金山被人们称为“鬼门关”。当地有一句话：“要过夹金山， 性命交给天。”当时，面对气候恶劣、环境多变的夹金山，刚刚突破两道天堑，精疲力竭的红军官兵，展现出了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终于翻越了大雪山。

　　如果没有四川人民的帮助和支援，长征的这段历史无疑还要残酷许多。从今天发掘的长征史料来看，全面地讲述长征故事，就是对长征精神遗产的最好传承。

　　在这一点上，《长征》无疑是举足轻重的一部作品。

　　当我们回顾长征历史、深入了解长征时，也就不难发现，长征让红军队伍逐步成长为未来共和国的脊梁，扛起的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旗帜。

　　与“熊猫”的凶险交战

　　在长征中，四川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也可看出来，用浓墨重彩来描写红军在四川的历程是恰当的。

　　这本书中，金沙江畔，歃血结盟，传奇之地——泸定桥、大雪山、毛张会师等章节再现了当年的历史场景，那些细节至今读来依然让人动容，雪山、草地，对长征中的每一个战士都是生死考验。

　　这其中的许多故事已成为“红色经典”且流传了下来。在金沙江畔，红军遭遇的敌人不是贵州的松散部队，而是四川的精兵。指挥这支部队的是绰号“熊猫”的郭勋祺，他的上级是川军总司令刘湘，驻守在长江边的宜宾。而且这支部队的兵力也不是之前预计的两个团，而是两个旅，而且还有援兵。

　　随着战事深入，川军越来越多的团投入了战斗，最后出现了八个团，至少一万人，而且都训练有素、军纪严整、指挥得当。红军前面得到的情报错得离谱，后面则误入险境，陷入了整个长征过程中都屈指可数的凶险战斗。值得一提的是，郭勋祺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与新四军配合作战，并促成1949年和平解放成都。

　　在进入四川之后，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在甘孜，红军同样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并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如朱德与格达活佛的故事，可谓感人至深。

　　格达活佛受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感召，从最初充满疑虑的躲避，到后来相识相融，最终他决定大力支援红军，积极发动、组织群众为红军筹备粮草。他还积极参加中华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的筹建工作，并出任政府副主席。

　　1955年，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学者、文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访华后写出了《长征》一书。《长征》半个世纪前在法国轰动一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它都是西方学者研究新中国的必读书目之一。

　　《长征》是时代的忠实记录，波伏娃在书中写道：“将来，人们可能会对这本书提出的主要批评之一，是它明天就会过时………但现在发生的故事太激动人心了，各个阶段都值得记录下来。”

　　这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讲述的长征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些国外著名人士对长征的观察与书写，加强了世界对中国革命的认知，也使“妖魔化中国”的言论逐步走向破产。

　　流传在四川的传奇故事

　　邛崃高何乡的谢贤光一家，当年将自己居住的房屋全腾给了红军建苏维埃医院。如今他家的外墙上，当年红军书写的标语依然还在。

　　对长征的记述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对长征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对于传承长征精神，是必不可少的。

　　陈宇的《谁最早口述长征：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史珍本解读》，重点解读了20世纪30年代撰写和发表的记述红军长征的8篇著作。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记述长征的首批著作，是宣传和研究长征史的核心文献资料。这些著作真实、系统、全面地记叙了红军长征的艰难历程，塑造了众多红军领导的英雄形象，生动描写了红军将士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中“长征亲历者口述文档篇”是本书作者20余年研究长征资料的汇总，对长征口述历史的研究，有助于廓清后人对长征的认知，并带动对长征的深入研究。

　　刘波、杜福增的《长征纪实》是全景的长征纪实。作者的每一段文字都出自有据可查的档案、史料或亲历者的回忆录，书中几乎找不到一处想当然的描述。作者凭借深厚的史学功底，对长征中的多次战斗进行了详细描述。

　　在研究长征的众多图书当中，朱林的《红军长征的民间记忆》关注的是四川民间记忆当中的红军长征，作者说：“红军长征的传奇故事散落于民间，并以各种形式所传诵，那是一种纯民间的非文本的口传演义，但却能穿越时空流传下去。”

　　泸定县磨西镇的岳天明老人说，几十年来，他一直守在毛主席曾住过一夜的房间，他觉得这是神圣而又有意义的事情；邛崃高何乡的谢贤光一家，当年将自己居住的房屋全腾给了红军建苏维埃医院，如今他家的外墙上，当年红军书写的标语依然还在，仿佛红军昨天才离开。

　　这样的故事在四川大地流传着，也是长征精神的另一种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