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和文明为什么发源于西方
现代科学和文明为什么发源于西方
在这为了五斗米而折腰、日益难以沉淀下来细细读书的年岁里，一年能看到一两本这样的好书，我已经足够满足。
我常常问自己：博物馆为什么而存在？藏品为什么要向观众展示、给他们解说？终于有一天我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因为博物馆的这些藏品承载着我们的文明，那不仅是古老的、美丽的东西，更是一种传承，一种精神。它们用自己的存在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生活，每一个点滴，来自于之前无数经验、无数创新、无数细节、无数探索和失败的积累。
吴军博士这本书注重事实，冷静地约束文科作者无法抑制的感性描述，用客观的笔触渐次道来，因为毫无刻意向读者“强加”什么观点的企图而令人读得放松。
以下为 吴军《文明之光》书摘：
回顾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出现过的民族，无论是苏美尔人、古巴比伦人、赫梯人、亚述人还是新巴比伦人，为了生存，他们都曾经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征战。于是，战争在这片土地上持续了几千年，与此同时，这些民族也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牢牢地占有重要的地位。帝王们早已被埋在了不知哪里的地下，而他们手下的工匠和奴隶创造的文明却绵延至今。我们今天在使用轮子、铁器和拼音文字时，可能很少会去想它们的来源，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回望几千年之前，看看那些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制造车辆和帆船的工匠、那些在炽热的火炉旁打造铁器的奴隶、那些制作伟大石像的雕刻家，以及那些设计出苍穹屋顶的建筑师，他们一直藏在历史的幕后。但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那血雨腥风的历史才有了一线亮光、一道彩虹。他们的名字仿佛被埋在了时空中，没有人能知道，但是他们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并且创造了历史。
本人一直认为GDP是个颇为无聊的东西，是经济学家搞出来和政客一起糊弄老百姓的人造数据，比如说GDP的统计方法非常不准确，常常有重复计算和漏算，加上各国汇率和物价不同，很难横向比较。当然有人搞了一个新的指标叫做PPP（人均购买力，以美国的物价水平为100%，各国与之比较调整GDP的数值），但是这比GDP还要主观，而且成为政治和外交的工具。比如今天按照PPP计算，中国的人民币相对美元被低估了，但是只要在两个国家分别住上半个月，就知道中国的物价比美国贵得多。
在历史上，多次上演过野蛮战胜文明的悲剧。公元前1500年前后，野蛮的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毁灭了那里已经相当发达的文明。公元前2世纪，相对落后的古罗马人毁灭了古希腊文明，而600年之后，野蛮的哥特人、日耳曼人和汪达尔-阿兰人不断入侵罗马帝国，并最终由汪达尔-阿兰人攻陷了罗马城，将整个欧洲带进长达近千年的黑暗时代。每一次落后战胜文明的结果，都是全人类的文明大倒退。在人类历史上，并非下一代人一定比上一代人生活得更好。我们今天的生活之所以比父辈和祖辈好很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1945年至今近70年的和平环境。 宋朝虽然亡国了，但是中国的农耕文明依然在延续。到了明朝，中国率先进入了大航海时代，并且将各种文明成果直接和间接地传到欧洲，这是中国文明对整个世界的贡献。根据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教授库伦的观点，今天，世界上大部分人得以衣食无忧，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中国的农业文明。
毕达哥拉斯毕生都在探索自然的规律，这一点和孔子完全不同，后者的学说主要阐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毕达哥拉斯学派在他死后持续繁荣了两个世纪之久，而且深深影响了后来古希腊的大学者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的学术思想在西方的影响力非常长久，比如他认为圆是最完美的几何图形，后来无论是主张地心说的托勒密，还是主张日心说的哥白尼，都认定这是研究天体运动的先决“公理”。
几何学经过恩诺皮德斯的发展，已经颇为抽象化了，整个几何学的发展依靠新的定理的发现和通过逻辑推理证明这些定理。这种严格缜密的思维方式，是东方科学发展所不具备的。
在阿基米德之前，应该有人凭直觉认识到浮力和排水量的关系，造船的工匠们显然知道船造得越大，承载的重量就越多。但是却没有人将它提炼成浮力定律，这就是工程和科学的差别，有工程经验不等于能够上升到科学理论，这是希腊文明优于之前的一些文明的地方。
阿基米德之死令人遗憾不已。他和杀死他的这个士兵，其实分别象征着文明和武力，而文明常常要输给武力。
托勒密的功绩不仅在于系统地提出了地心说，还在于他最早用数学模型定量描述天体运动。托勒密确立了通过观测数据（实验数据）归纳出数学模型的治学方法，这在后来对伽利略和开普勒等人有很大的启发。托勒密建立起来的天文学体系和研究方法，使得后来人们在天文学上的每一点贡献都可以加进整个天文学中。这样一来，学习天文学的人很快就能系统地学习到天文学的基础，而研究者们也不需要一切从头做起，可以站在巨人的肩上。
近代自然科学的很多体系都是在古希腊时代奠定的，希腊人在学术研究上有别于东方文明之处不在于一两项科学发明和发现，而在于他们将自然科学各学科分门别类，对每个学科都建立起一整套系统的体系，在此基础上，演绎或归纳出普遍规律性，即定理或定律，继而成为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基石和支柱。后人可以在前人发现的基础上继续研究，推动科学的发展。
反观东方的文明，在科学研究上有两大缺陷，首先是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次常常会将问题和定理定律混为一谈，虽然他们的解答和证明过程可能类似。这样一来，后人就很难继承前人的工作，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得从头再来，导致几千年来在科学研究上原地踏步。
各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法律，为什么只有罗马法对今天世界各国的社会和司法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而其他文明的法律没有做到？应该讲，各个文明的法律大多适合各自的发展要求，不过这些法律大多随着王朝的灭亡而终结。但是罗马法却与众不同，它有着很好的延续性，并且历经一千多年，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日渐合理。第二，就要归功于深深浸透在其中的自然法原则了。
马克思对罗马法的评价非常高，他一再强调，罗马法是奠基于私有制基础上最完备的法律形式，不是一般完备，也不是比较完备，而是最完备的法律形式。他和恩格斯在仔细研究了法国的《拿破仑法典》和德国的《普鲁士普通邦法典》，并且对比了英、美、法三国的法律与罗马法的关系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近代国家都是以罗马法为基础，把现代生活翻译成司法语言，才创造了像《拿破仑法典》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
如果说文艺复兴在科西莫时代还只是复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科学与艺术，那么到了洛伦佐时代，则是完全的创新了。这种创新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影响深远。从很多方面来看，洛伦佐都称得上是文艺复兴的教父。洛伦佐不仅把佛罗伦萨建设成了欧洲文化艺术的中心，而且还将它变成了整个文明的象征。洛伦佐不吝将自己的藏书请人抄写多份，传播到欧洲各地。在洛伦佐时代，大批年轻人来到佛罗伦萨学习希腊文，这样他们就可以看懂古代的书籍和手稿。
1642年，近代物理学的第一位大师伽利略离开了人世。伽利略是牛顿之前最伟大的科学家，英国著名科学家史蒂芬·霍金在评价伽利略时说，“自然科学的诞生要归功于伽利略。”除了对科学本身的贡献，伽利略的另一大贡献就是确定了科学研究的方法之一：实验和观测。
几乎与伽利略同时，北欧涌现了第谷和开普勒等科学家。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彻底解释了日心说。不久，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数学家笛卡尔也为世人所知。笛卡尔对近代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贡献非常之大，他提出了“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科学研究方法，至今仍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虽然笛卡尔当初只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
正如科西莫·美第奇发现最宝贵的财富是知识一样，他们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是文化、艺术和科学。
牛顿、莱布尼茨和柯西是对微积分贡献最大的三位数学大师。虽然他们的信仰和政治观点不同，但是这些都不影响他们在科学上为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总的来说，牛顿是理性主义者，并且拥护民主政治，虽然他提出过所谓“行星运动的第一推动力”一说，但是他对宗教其实不感兴趣。而莱布尼茨则是专业的神学家，并且坚持认为上帝万能。柯西在政治上是一个保守的保皇派。他们通过数学的语言，在跨度长达百年的时间里神交，使微积分得以完善。我一向反对因为一位科学家的政治主张而否认他的学术观点，政治主张和学术的对错无关。
牛顿也为后人示范了一个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即自然科学的结论必须能够证实或者证伪，如果不能证实或者证伪（比如上帝的存在）则不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
牛顿的力学三定律，加上万有引力定律，被后人评价为人类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发现。牛顿超越前人的地方在于，他第一个说明了太阳、地球、月亮和所有天体都是遵循同一运动规律，并且可以量化计算。上帝创造了世界，而牛顿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
在科学研究上，正确的方法比正确的结论更重要，因为如果方法正确，即使一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但是只要按照正确的方法走下去，最终可以得到正确的结论。但是如果方法不正确，偶然得到一些正确的结论，对科学的发展却没有什么积累。
信托责任对中国人来讲有些陌生，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丼并没有这一项。虽然今天的报纸和电视上经常谈到这个词，但是大多数时候人们简单地把信托责任和诚信划上了等号。可实际上，信托责任并不是人们常说的守信用和不欺诈那么简单，它至少包括三方面的责任，首先是法律责任，这个很容易理解，当集资人把钱交给某个人做生意时，这个人有法律上的义务——不能将这些钱窃为己有。第二是道德责任，比如合伙人将公司交给一个职业经理人管理，经理人有责任将公司管理好，并为公司股东谋利益。一个管理者，如果不尽心尽力为股东谋求利益（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长远的），也许并不违反法律，但是不符合道德责任。第三是专业责任，受托人必须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这一点其实常常被人们忽略，没有第三点，好心未必能做成好事。信托责任不仅是现代管理的基础，也是现代商业的支柱。
概括来说，这首先是制度上的差异葡西两国坚持的是靠王权建立起来的日趋衰落的旧制度，它无法抗衡荷兰新兴的资本主义新制度。其次，在利益分配上，在葡西两国，大航海的受益者只限于王室、贵族、富商和冒险家，对国家的强大或百姓的富足没有直接的帮助。而在荷兰，全球贸易则是一个全民参与的行动。通过全球贸易，这个低地国家做到了民富国强。第三，荷兰人开创了现代商业体系，他们不仅发明了现代的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和有限责任公司，而且开创了信托责任制度。在荷兰诞生了一个信守信托责任的专业管理阶层，这些专业人士使得工商业摆脱了古代和中世纪缺乏规范性的状态，变得井井有条。
“重商主义”这四个字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大部分人都是从字面去理解，认为就是重视商业，尤其是考虑到英国和荷兰崛起时正是全球贸易欣欣向荣的时代。但是，重商主义的真正含义是重视生产，尤其是重视工业生产 。
在这样的前提下，亚当·斯密对政府的职责规定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对外保卫国家，对内维持治安和司法，以及建设和经营公共工程。而对于经济生活，政府少操心为好。让商业发展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自由竞争这个今天已经被人所熟知的概念，是贯穿亚当·斯密的整个经济学理论的一条主线。今天，西方国家自由派经济思潮依然占上风，这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时代。《国富论》中还有一些和经济学一般原理没有什么关系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重视教育。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科技的进步大抵遵循这样一个过程：从劳动中获得经验，根据经验改进工具、发明创造，再根据发明创造提炼出技术，最后从技术里总结出科学的原理，这个过程非常漫长，通常要走很多弯路才能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在瓦特之前，有一种笨重而效率低的纽科门蒸汽机已经使用了50年，其间很多能工巧匠试图改进它，但都没有成功。而瓦特的做法正好相反，为了对旧时的蒸汽机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系统地学习了数学、力学、化学和热力学，做了很多实验，并且仔细计算过热能转化成机械能效率的问题，然后才着手改进蒸汽机。
从伊丽莎白一世到维多利亚，英国这个只有地球陆地面积的千分之二，人口在当时只有世界百分之一的“小国”，经过两百多年的努力，成为有史以来全球第一个超级大国。英语也取代了法语，成为世界各国交流的中间语言。在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人首先解决了政体的问题，接下来解决了全球商业的秩序问题，而工业革命则是在这两个任务完成之后的事情。如果从工业革命算起，英国人只用了半个世纪就成为了世界超级大国。
自美洲新大陆被发现以来，真正意义上世界范围内的强国只有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三个海权国家。法国、德国和前苏联这样的陆权国家，从未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第一强国。荷、英、美三国政治和经济制度一脉相承，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进行了交接棒式的继承和创新，并不断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今天，就某项改变世界的发明来说，我们可以找到任何国家的重要发明。但是，今天的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以及商业规则，则是这三个国家创立的。虽然大英帝国武力不再，但是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还在，各国还在努力融入其中，这可能是英荷统治世界的根本原因。
和历史上很多强大的国家不同的是，美国是一个松散的联邦，而这个联邦日后不仅没有分裂，反而成为了超级大国。这当然是很多代美国人长期努力的结果，但从另一个方面讲，也和这些开国者为这个国家确立了良好的政治体制和树立了无私的道德规范有关。当初，这些开国元勋谁也没有把自己当回事，更没有把自己当成什么开国的伟人，但是历史证明这些没有把自己当回事的国父，反而在后世成为了当代政治家学习的典范。
笛卡尔著名的《方法论》（Discours deh méthode）一书揭示的正
是第三类认知的奥秘。在书中，笛卡尔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他指出，研究问题的方法分四个步骤。 1．不盲从，不接受任何自己不清楚的真理。对一个命题要根据自己的判断，确定有无可疑之处，只有那些没有任何可疑之处的命题才是真理。这就是笛卡尔著名的“怀疑一切”的观点。不管有什么权威的结论，只要没有经过自己的研究，都可以怀疑。例如亚里士多德曾说，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速度快，但事实并非如此。 2．对于复杂的问题，尽量分解为多个简单的小问题来研究，一个一个地分开解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分析，或者说化繁为简，化整为零。 3．解决这些小问题时，应该按照先易后难的次序，逐步解决。 4．解决每个小问题之后，再综合起来。看看是否彻底解决了原来的问题。 如今不论是在科学研究中，还是在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时，我们都会采用这四个步骤。
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笛卡尔十分讲究逻辑的重要性，这是他治学方法的一个要点。虽然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感知可以不同，但是对于同一个前提，运用逻辑得出的结论必须是相同的。因此，从实验结果得到解释，以及将结论推广和普遍化都离不开逻辑。实验加逻辑，这成为实验科学的基础。
定量分析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在科学上从尊重权威变成尊重事实。没有定量的衡量，很多论点和结论是不可比的，人们只好相信权威。在中世纪，人们喜欢说，亚里士多德是这么说的，或者托勒密是这么说的。到了近代，人们立论的证据已经不再是经卷上的教条，而是根据自己的观察或做实验的结果，因为定量的结果很容易比出好坏对错。笛卡尔就非常强调：是事实而不是权威，才是验证一个结论正确与否的前提。
1794年5月8日，也就是革命法庭做出判决的第二天，拉瓦锡被送上了断头台。他泰然受刑而死，据说在行刑前他和刽子手约定自己被砍头后尽可能多眨眼，以此来确定头砍下后是否还有感觉，后来拉瓦锡的眼睛一共眨了十五次，这是他最后一次科学研究。
拉瓦锡在化学发展史上建立了不朽功绩。他在化学的研究过程中，再次确认了科学方法的重要性。他一生强调实验是认识的基础，他的治学原则是：“不靠猜想，而要根据事实”，“没有充分的实验根据，从不推导严格的定律”。他在研究中大量地重复了前人的实验，一旦发现矛盾和问题，就将它们作为自己研究的突破点。今天，很多科学研究都是由发现前人的问题作为突破口来展开的，这个方法是经过拉瓦锡和很多科学家的实践确立的。在实验过程中，除了对实验现象进行超乎常人的细致观察，拉瓦锡还坚持运用定量方法，通过数据确定或者推翻一些结论。对于实验结果的分析，拉瓦锡强调要严格遵循合乎逻辑的步骤，才能对实验结果予以正确解释。
科学更看重的是过程，而不是结论。在科学上，偶然正确的结论，比必然错误的结论更可怕。从后者，人们可以搞清楚错误的原因，并且在今后改进或者完善，而前者对科学的发展并没有帮助。因此，真正的科学家之间的争论，不是争论谁对谁错，而是要给出一种验证的方法，使得任何人都能按照这种方法，得出同样的结论。
科学的方法在近代文明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过去忽略的。一旦急功近利，人们就很容易盲从一个正确的结论而忽视得到这个结论的方法和过程。
在电学和电气工程的发展过程中，实验和理论要先于实践，这和人类在过去几千年里认识事物的方法不同。在近代以前，人类是通过经验改进工具，然后获得技术，从技术中提炼科学。而从近代以来，人类对电的认识是通过假说来解释自然现象（富兰克林时代），继而通过实验来筛选假说，去伪存真（笛卡尔的方法论），然后从实验直接上升到理论（如安培、亨利、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等人的工作），最后在理论的指导下做出产品（如达文波特、西门子、爱迪生和特斯拉等人的发明）。
20岁以前，爱迪生在美国好几个城市当过铁路报务员，没有固定的住所，这和今天大学一毕业就要买房的年轻人不同。年轻人一旦被房子拴住，自由发展的空间就小了。
贝多芬的音乐及其创造历程，以及贝多芬的理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促使我写《文明之光》这一系列的原因，它们让我有一种冲动，让我通过讲述文明的故事，介绍文明史上的英雄（而非屠夫们），来赞美人类向善的力量和人性美好的一面。
珠算口诀完全有资格申请人类非物质文明遗产，因为它其实是最早的计算机软件。
如果没有二战，没有莫奇利和埃克特，没有ENIAC，电子计算机或许会晚几年诞生，但是不会晚太多。在德国，楚泽几乎以一人之力，在不知道图灵理论的前提下，实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图灵机，这说明到了20世纪中期全世界的理论和经验的积累已经为技术的突破做好了准备。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子计算机的发明是历史的必然。
因此，当时每年要出一本书，告诉你不同银行发行的纸币在不同城市的实际购买力。美国当年的金融秩序就是这么混乱。今天有些人，包括诺贝尔奖得主鼓吹全世界货币发行的去中心化，但是如果他们多研究研究历史，就会知道这种无政府背书的货币除了让金融秩序混乱外，没有什么好处。
至于“我们是谁？”这不是一个物理学的问题，因此我无法回答。不过，每当我想到浩瀚的宇宙时就会以我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这时我总是不禁要感叹人生的短暂，个人的渺小。当我们把时空的范围放到宇宙这个量级来看时，王侯将相们的功绩简直就不值得一提，而发现各种宇宙规律的科学活动对后世的影响力则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磨灭掉。每一个人在宇宙中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因此，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必为自己的一点所得而沾沾自喜；但是另一方面，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却是伟大的，他（她）在不断破解宇宙的规律，而作为这个整体中的一员，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些对文明有益的事情，无论大小，我们都足以为自己感到骄傲。
蕾蕾的狂想国(gh_36ee43ece0e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