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钱庄财经新闻资讯：6月2日十条重要早间财经新闻一览

【摘要】2016年6月2日有哪些早间财经新闻?2016年6月2日十条重要早间财经新闻一览如下：

导读：

　　社科院报告：六成省政府未公开国企改革重组信息

　　北京征收交通拥堵费三大问题待解：依据是什么

　　下半年积极财政将持续发力 地方债发行规模料增加

　　北上广深划定人口控制目标 落户空间还有多大

　　外媒称中国经济放缓薪资却加速增长 国企增14%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即 BIT谈判存多个难点

　　央行定向工具加码 5月PSL净增加1088亿

　　制造业PMI连续三个月处扩张区间 稳增长政策效应显现

　　十省市个贷率超85% 部分地区公积金吃紧

　　国务院刷新科研人员激励机制 对劳务费不设比例限制

　　新闻一：社科院报告：六成省政府未公开国企改革重组信息

　　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第三方机构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今日出炉。该报告是受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开展的第三方评估。据了解，该评估团队此前已连续多年独立开展政府透明度指数评估工作。

　　此次评估共针对55家国务院部门、31家省级政府、93家地市级政府，采取观察各评估对象门户网站、分析各评估对象自报材料和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开展依申请公开验证等方式，就权力清单、财政预算、食品药品安全、棚户区改造、建议提案办理结果等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政策解读，热点问题回应，公开保障机制建设等进行了评估。

　　报告披露了各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逾半数省份未公开棚户区改造用地信息、六成多省级政府未公开本省国有企业改革重组信息等，值得关注。

　　权力清单财政预算等公开较好

　　报告调查发现，2015年，各地区各部门在权力清单、财政信息、环境保护信息、食品药品监管信息、棚户区改造信息、重大建设项目信息、国有企业信息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

　　其中，权力清单方面，31个省公布了省级政府部门权力清单，所有有行政许可权限的国务院部门及全部省级政府、94.62%的地市级政府均公开了行政审批(许可)事项清单，并配备了相应的服务指南;96.77%的省级政府和79.57%的地市级政府公开了本级政府及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力清单。

　　财政预算方面，98.18%的国务院部门公开了2015年预算及说明和2014年决算及说明，95.70%的省级政府部门公开了2015年预算及说明，92.47%的省级政府部门公开了2014年决算及说明。此外，所有国务院部门均做到了预决算公开到支出功能分类项级科目，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公开到经济分类款级科目。

　　环保信息公开方面，96.77%的省级环保部门、83.87%的地市级环保部门公开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受理公示信息;所有省级政府环保部门和77.42%的地市级环保部门公开了重点排污单位或环境重点监管对象信息。

　　某部门年报内容与上年雷同

　　不过，报告调查材料同时也显示，2015年，有8家国务院部门、6家省级政府的相关领导未研究部署过公开工作，28家国务院部门、14家省级政府未提供相关材料;两家国务院部门、3家省级政府的主要领导未对公开工作提出过要求，19家国务院部门、7家省级政府未提供相关材料。

　　报告披露，部分机关履行公开职责存在敷衍塞责现象。以年度报告的发布为例，国务院某部门2015年未依法按时发布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国务院某部门发布的年度报告与上一年度报告主要内容重复雷同。

　　近六成省份未公开棚改用地信息

　　报告指出，棚户区改造信息公开不到位，58.06%的省级政府、50.54%的地市级政府未公开棚户区改造用地信息;51.61%的省级政府、51.61%的地市级政府未公开2015年棚户区改造项目落实情况。

　　建议提案办理结果公开方面，除未收到建议提案或者办理结果涉密的以外，32.14%的国务院部门和25.81%的省级政府未公开代表建议办理复文全文或者摘要，37.50%的国务院部门和25.81%的省级政府未公开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复文全文或者摘要。

　　国有企业信息公开方面，61.29%的省级政府未公开2014年国有企业业绩考核结果，64.52%的省级政府未公开本省国有企业改革重组信息。

　　重大建设项目多为新闻类信息

　　报告还披露，国有企业信息、重大建设项目信息、棚户区改造信息等领域的信息公开工作仍存在公开标准不明、公开要求不细的问题，操作性不强，部门地方公开质量参差不齐。不少省份所发布的重大建设项目信息多为新闻类信息，信息内容要素不完整，实质性内容少，利用价值低。

　　报告指出，一些地市级政府主要是转发上级部门的解读信息，或者是解读上级机关的政策文件，本地政策解读信息公布较少或者根本就未公布。

　　报告认为，不少政府部门所做的政策解读形式单一，多是对政策内容的简单转述，不少部门还不适应新时期的信息传播规律，不善于有效运用图片、图表、视频等方式，仍存在群众看不懂、难理解的情况。

　　热点回应避重就轻现象突出

　　报告指出，不少政府部门在回应社会关切时，发声不积极、不主动，存在态度敷衍、避谈核心内容的现象。

　　比如，在重大事故的回应中，有的将“不清楚”“不知道”“将尽快了解情况”作为回应关键词，不仅没有及时解答群众疑问，反而引发了更大的质疑和猜测。

　　有的面对群众质疑，不经调查即做回应;有的不仅不反思自身工作欠缺，反而找借口推脱责任，回应效果不理想;有的政府部门后续回应情况差，在做出“将进一步调查”的初步回应后便再无下文，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答复依申请公开时随意性大

　　报告发现，从依申请公开实际验证情况看，一些政府机关在答复依申请公开时随意性大，有被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的隐患。

　　报告称，不少答复较为随意，不严谨，存在法律漏洞，主要表现是：以口头沟通代替正式的书面答复、书面答复未规范地标识出答复机关名称、主动公开的信息未准确告知获取途径、不公开信息不明确告知理由等。

　　另外，对同类申请内容的答复结论口径不一致，有的地方答复公开，有的答复不公开。

　　政府部门舆情研判能力待提升

　　对于调查发现的诸多问题，社科院报告建议，各级政府行政部门应在现有的舆情监测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舆情研判能力，对于确系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并与政府管理有关的事项，应做到第一时间回应，表明政府与人民群众共同面对问题的态度与诚意。

　　报告还建议，各级政府行政部门应基于严谨的调查研究，在查明真相的基础上，坦然面对质疑，勇于承认不足，切实改进工作，消除群众疑虑和误解。应结合重大政策等预公开的要求，畅通互动参与渠道，认真研究、吸纳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公开反馈意见采纳情况，让群众有参与感。（法制日报）

　　新闻而北京征收交通拥堵费三大问题待解：依据是什么

　　“收了拥堵费是不是就能保证不堵了?”

　　坐在驾驶座上的吕青一脸烦躁。

　　北京时间5月31日16时30分，在刚刚过去的10分钟里，吕青的车在东四环上大概只动了5米左右。用这个北京姑娘的话来说，只要能解决拥堵问题，“收点拥堵费也行啊，关键是真的管用吗”?

　　这几天，“北京拥堵收费”再次出现在各种搜索热点上。

　　城市交通拥堵已不单单是北京的难题，其带有全国普遍性。北京的“拥堵费”会不会成为一个样板?而更多的担忧便是吕青提出的问题——能有用吗?没用怎么办?

　　问题一

　　收费依据

　　堵车是个老话题。

　　早在2003年，北京便因堵车日趋严重引发全民大讨论。献计献策，甚至互相“指责”：开车的抱怨行人乱闯红灯，行人抱怨开车的破坏了北京的蓝天;小车埋怨大公交是堵车的罪魁祸首，公交司机又咒骂小车太多;车道不够多、规划有缺陷、开车人素质太差……

　　十几年过去，道路依然堵。尽管此前有关部门出台了包括单双号限行、限购、提高停车费等多项措施，但“人在堵途”的状况始终难以改善。在此背景下，征收拥堵费被认为是一招“必杀技”。

　　关于征收拥堵费对治理交通拥堵的作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交通工程系副教授丁立民是这样解释的：通过收费来控制交通需求，如果进入这个区域的需求没有那么大，就别进入。靠经济手段调节，这个区域的车辆就少了，“通过这样一种逻辑关系来缓解交通拥堵”。

　　对于征收交通拥堵费，北京官方曾通过各种渠道释放过相关信息。2010年，北京市宣布出台28条措施缓解交通拥堵，其中就包括“研究制定重点拥堵路段或区域交通拥堵收费方案，择机实施”。

　　2013年11月初，《北京市2013—2017年机动车排放污染控制工作方案》再次提及北京拟择机收取交通拥堵费。此后北京市环保局以及北京市交通委的负责人又先后在不同场合表示，北京正在研究交通拥堵费的征收。

　　对于已提了多年的拥堵费是否征收问题，在今年1月北京市“两会”的政务咨询会上，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明确表态，北京正在研究试点征收拥堵费的政策。“北京目前560万辆机动车，这种特大型城市的交通，不是简单收费就能解决，也不是一个单项措施就能解决的，而是要有综合政策”。

　　今年3月9日，列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表示，拥堵是一个世界难题，是不是要收拥堵费，“这些措施在国际上有，有的省市也提出和倡导要做这项工作，有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提出了这方面的意见。”他接着说，“不管是哪个省、市作出了这项决策或者提出了这个提议，都是从当地情况出发，我们应该持积极的态度。”

　　直至近日，北京市环保局、交通委在北京市政协召开的雾霾治理问题提案办理协商会上表示，初步制定北京市交通拥堵收费政策方案和技术方案，目前正在组织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论证。

　　不过，在过去6年的讨论中，一个问题备受关注——征收拥堵费的法律依据。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庭的看法是，“从法治的角度看，现有法律规定全国人大有权决定征收项目，地方人大和政府都没有这个权力”。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收取拥堵费在法律上确实不容易找到依据。很多政策在出台前需要在法律上加以界定，之后再反复征求公众的意见，而目前收取拥堵费的问题显然不符合条件。”

　　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只有经营性公路和还贷性公路可以收费，城市的路面交通收费是不被允许的。

　　当然，现在不容易找到合法依据，不表示将来也不容易找到。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教授张效羽表示，特大城市的公共道路资源非常紧张，必须控制使用。在包括摇号、拍卖牌照、提高燃油费在内的控制方法中，拥堵费是最接近使用者付费原则的。

　　问题二

　　怎么收费

　　“本来我一周只开两天车，交了拥堵费，不开车岂不是亏了?那我一周要开7天车。”

　　在关于征收拥堵费的调查中，一位受访者这样说。

　　以北京为例，目前正执行工作日每五日轮换限号出行政策，如果是在非限行日子收取交通拥堵费，市民可能会产生质疑。

　　据了解，此前首都规划委曾经专门请业内学者对收取拥堵费进行论证，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与会的专家、学者当时提出了三个关于拥堵费的征收方案，一是全民征收;二是给住在被征收交通拥堵费区域的居民发放交通补助费;三是住在该区域的居民完全免费。

　　让我们来看看这三种方案：

　　全民征收——让不开车的市民为拥堵埋单，影响面太大;

　　另外两种方案，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征收时间、区域。作为此类征收方式的论据，新加坡的成功经验被屡屡提及。新加坡实行拥堵收费制以后，进入控制区的车流量马上下降了一半左右，以后略有回升，但仍保持较低水平。

　　不过，在中国北上广这样的城市，能否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并取得类似效果，仍是问号。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便是持怀疑态度者，其理由是，新加坡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其国土面积小，且最早是在6平方公里的小面积内收费，所以“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在实践中很容易操作。“北京现在已经是全面性的拥堵，带有潮汐性特征，很难界定交通拥堵费的收费区域和时间”。

　　拥堵费该怎么征收?交通管理专家段里仁的意见是，有三个方面可能同时都得考虑，一个是拥堵的强度，一个是车流的密度，还有一个是中型城区，因为这三者在北京是统一的，采取的办法有新加坡的办法，也有伦敦的办法，它都是在时间上、在地点上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拥堵费是实时的。

　　谈到外界关心的拥堵费具体收费标准，支振锋向记者介绍说，这也存在争议。如果按照次数征收，有的人可能需要来来回回进出，就造成了重复收费问题，“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还是存在争议”。

　　据了解，国际上有一个通行指标，人均交通成本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超过8%。北京市交通委交通行业节能减排中心副主任刘莹此前透露，北京或将根据交通情况划分区域，重点参考区域内的污染、拥堵指数，波动性地确定收费标准、时间和区域。

　　问题三

　　配套政策

　　“不论多少钱，关键在于效果如何”。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这句话吕青至少说了3遍，但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

　　因为此前已有英国伦敦的失败案例。从2003年开始收取“拥堵费”，征收区域包括整个伦敦的金融区和商业娱乐区。然而，收取拥堵费的同时也减少了这些商业区的人流量以及商业收入。同时，大量拥堵费被用于行政开支而非公共交通，让伦敦陷入越收越堵、越堵越收的恶性循环当中。

　　伦敦的失败案例也引发这样的问题——效果不好怎么办?公共交通的衔接是否跟得上?

　　“征收拥堵费后，小汽车在北京的使用强度会有相应下降，公共交通压力会加大。如果公共交通换乘、拥堵状况还得不到改善，小汽车会再次被逼到路上。”支振锋说。

　　这一观点得到多位受访专家的认可。

　　“从经济手段调整的角度看，要解决拥堵，收费可以达到一定效果，但持续效果如何还没有定论。”张柱庭说，应优先考虑其他方法，最后考虑收费，“目前的拥堵情况一般都出现在上下班时间，只靠修路来满足不断增长的车辆保有量是不行的。同时，大量修路还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我认为还要考虑如何实现错峰出行，给公共交通更多路权是最根本的治堵措施”。

　　丁立民向记者介绍说，交通拥堵其实就是一个供给与需求矛盾的问题。过去，治理交通拥堵的一种观念就是为汽车修路，可是小汽车是小众，不是大众。北京的小汽车分担率只有30%，所以交通问题根本来说就是一种资源分配的问题，道路资源永远都是有限的，因此在有限的资源前提下如何分配尤为关键。

　　“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尊重老百姓(48.440, 0.19, 0.39%)多样性的交通选择权利;其次就是保障人们的出行尊严，要增强公交竞争力，这些年对于公交车的发展，本质上并未让公交优先起来。”丁立民说，解决拥堵的关键是合理的路权分配。公交车能否满足需要，还是一个路权分配问题。我们应该引导公众合理地使用小汽车，我们现在没有形成一个健康的汽车文化氛围，我们上下班就应该使用公交车，到了平时休息再用小汽车，这才是正常的氛围”。

　　丁立民认为，在征收拥堵费问题上，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公众参与决策。“如果把收取拥堵费作为治疗城市病的一剂药，就必须征求公众的意见，必须公开透明，建立一种信任关系，必须让公众知道这个决策可能出现的问题。完整的落地程序，将在最大可能性上保证政策顺应民意。政府强力推出一项政策很容易，让政策真正落地则很难。在征收拥堵费之前，要积极回应百姓关切，开门制定政策，百姓才会真心支持”。（法制日报）

　　新闻三：下半年积极财政将持续发力 地方债发行规模料增加

　　下半年经济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托底经济需要积极财政政策持续发力。业内人士表示，调控政策将向“宽财政+稳货币”转变，下半年财政政策将发挥更大作用。具体来看，积极财政政策将持续在减税降费、优化支出结构和加大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等方面加大力度，提高在教育、医疗、农业和节能环保等领域的支持，加快对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和地方税务体系的建立。

　　地方债发行规模料增加

　　分析人士认为，下半年积极财政政策积极的表现之一是加大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我国政府债务仍有一定举债空间，政府可以阶段性“加杠杆”，支持企业逐步“去杠杆”，未来会适度加大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分析人士预计，今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将达5万亿-6万亿元。

　　平安证券分析师魏伟认为，当前中国政府债务水平整体低于欧盟60%的预警线，政府仍可阶段性加杠杆，支持企业逐步去杠杆。另外，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为89.2%，低于国际通行警戒值，且我国地方债务有对应的优质资产作为偿债保障。此外，对于政府的“加杠杆”，按照新修订的预算法，适度加大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规模，是政府依法规范加杠杆的重要举措，也可以避免全社会债务收缩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从近期相关数据看，地方债发行将迎来全年高峰期。据Wind资讯统计，截至5月24日，地方债发行量已达2.28万亿元，接近全年发行量的38%。市场人士预计，今年地方债发行规模在6万亿元左右。照此计算，4月地方债发行量约占全年的20%，出现发行明显集中的态势。

　　加快落实减税降费措施

　　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欧文汉日前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财政收入潜在增长率下降，而财政支出刚性增长的趋势没有改变，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财政部门将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用短期财政收入的“减”换取持续发展势能的“增”，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营改增”减税大幕的拉开，减税降费措施将在下半年加快落实。

　　谈到减税降费的具体措施，在减税方面，欧文汉表示，除了推进“营改增”改革外，财政部还将进一步研究推出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税收政策体系。例如完善创业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适当放宽对创业投资企业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的条件限制;研究完善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的税收政策，对众创空间等予以适当税收优惠支持。

　　在降费方面，欧文汉表示，一是全面实施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方案。停征价格调节基金;整合归并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等7项征收对象相同、计征方式和资金用途相似的政府性基金;取消地方违规设立的政府性基金;将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水利建设基金免征范围由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3万元的缴纳义务人扩大到不超过10万元。二是加大收费减免力度，研究将对小微企业免征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政策扩大到所有企业。财政部将做好政策出台后的督导工作，确保政策落到实处，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业内人士称，今年以来，财政赤字率目标从2.3%到3%的提升，到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以及政府对减轻企业税负措施的加快落实，财政政策的姿态无疑更加积极。宏观调控政策正向“宽财政+稳货币”的搭配转变。尽管货币政策边际收敛，但财政政策将发挥更大作用，因此没有必要对短期的经济走势过于悲观。

　　盘活存量财政资金

　　业内人士表示，财政政策要做到真正的积极发力，不仅稳增长投资和降税清费要“加力”，财政资金的使用也应“增效”。在当前财政收入增速明显放缓、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下，盘活存量财政资金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抓手。

　　中金公司研究员边泉水认为，盘活存量资金将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避免财政支出下滑带来的紧缩风险。作为加快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有助于盘活财政资金，提高投资效率。地方政府通过基建投资稳增长的愿望上升，地方政府契约精神的提升，有利于保证社会资本的权利。PPP项目融资成本下降，提高了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在经过几轮降息后，融资成本下降，且通过财政贴息的方式，国开行注入基建项目资金的利率只有1.2%。在国开行和地方政府加大参与PPP项目的力度后，私人资本的积极性有所提升。

　　申万宏源宏观首席分析师李慧勇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今年宏观政策总体基调是财政政策要更有力度，未来更重要的是落实既定的政策部署。政府对交通运输等基建项目如中西部铁路、城市轨交、现代基建的投资力度将继续加大，今年还要重点解决贫困地区和西部地区的通畅问题，补齐贫困地区交通运输发展短板。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下半年财政政策将及时发力，承担稳增长责任。财政部门将通过逆周期加杠杆推动融资需求再度回升，避免经济陷入债务通缩困境。同时，财政发力将有效减轻地方政府融资体制改革压力，为破除旧的融资体制创造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中证网）

　　新闻四：北上广深划定人口控制目标 落户空间还有多大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已公布本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均明确了到2020年的人口控制目标，北京提出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上海提出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广州提出控制在1550万人以内，深圳提出人口发展预期目标为1480万人。

　　专家表示，设置人口“红线”是基于解决“大城市病”的现实需要，但完成人口控制目标面临较大的困难和压力。根本是要调整城市功能定位、疏解产业和就业，降低特大城市的“虹吸效应”。

　　北上广深划定人口“红线”

　　中新网记者梳理发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本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划定了未来五年的人口控制“红线”。

　　北京提出，全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左右，“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缓解，首都核心功能显著增强。

　　“严格控制常住人口总量”。上海明确，落实国家严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规模要求，统筹人口与产业发展、城市布局、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到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

　　广州提出，明确全市人口规模合理区间。到2020年，全市户籍人口控制在920万人以内，常住人口控制在1550万人以内。

　　深圳也明确，严格控制城市整体人口规模，优化人口户籍结构和素质结构，构建超大城市人口与产业结构、城市空间、城市治理、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联动调控机制。到2020年，全市人口发展预期目标为1480万人。

　　未来五年人口增长空间还有多大?

　　按照当地提出的人口控制目标，未来五年，这些城市的人口增长空间还有多大?根据当地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至2015年末，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分别为2170.5万人、2415.27万人、1350.11万人、1137.89万人。

　　据此计算可知，未来五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人口增长空间分别为129.5万人、84.73万人、199.89万人、342.11万人。

　　“这些城市提出严格控制常住人口总量，一是国家政策的要求，二是现实的需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对中新网记者表示，一方面，按照国家提出的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要求，这些人口压力比较大的超大城市需要控制人口;另一方面，也与目前特大城市面临的严重“城市病”有关，人口过多造成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矛盾比较突出，所以要适当控制人口。

　　国务院参事马力也对中新网记者表示，特大城市由于资本回报率高，产业聚集度高，就业机会多，吸纳人口能力强，所以大量人口向这些区域集中，但大量人口的涌入超过了城市的承载力，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不小压力，所以需要制定限制人口扩张的目标和政策。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发展经济学系主任曹和平对中新网记者分析，每一座城市都要有一个最优规模，需要基于现有的土地、水等资源存量，基础设施条件，教育、医疗、住房建设等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垃圾处理能力等因素来确定。只有达到最优城市规模，效益才能达到最大。超过或低于最优规模，效益就会变小。

　　需降低特大城市“虹吸效应”

　　实现人口的调控目标，面临不小压力和困难。马力表示，北京的人口控制目标就多次被突破。人口跟着产业、就业走，这些大城市产业集聚度高、就业机会多，产业和人口不可能自动搬走。

　　李佐军认为，由于特大城市信息流通比较快、就业机会比较多、工资收入比较高，对人口吸引力大，这些城市要完成人口控制目标，毫无疑问会面临较大的困难和压力。应该采取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手段，通过提高进入特大城市的门槛，来减少外来人口带来的冲击。

　　对于如何控制人口规模，记者注意到，在本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北京提出，严控城六区人口规模，通过非首都功能疏解、严格控制居住和产业用地规模等方式，逐步降低人口密度。2020年全市城乡建设用地控制在2800平方公里以内。

　　上海提出，更好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以产业升级调整人口存量，以功能疏解调控人口增量，有序疏解部分城市功能，促进人口合理分布。中心城区坚持“双增双减”，严格控制住宅用地和建筑总量。到2020年，全市规划建设用地总量实现负增长，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在3185平方公里以内。

　　马力认为，最终要实现城市人口调控的目标，根本是要调整城市功能定位、疏解产业和就业，降低特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并培育和建立大量的“反磁力中心”，要通过在这些城市提供完善的居住生活便利和公共服务，引导不同人群自愿在这些中小城市安家工作，从而实现人口的真正疏解。

　　“目前城市之间存在级别差异，谁的级别高，谁就能动员更多的资源。制度向大城市化偏向，使得大城市不堪负重，而中小城市发展滞后。”曹和平建议，尽快取消城市级别，在财税、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分配方面适度向新兴中小城市倾斜，使得人们在中小城市生活的机会成本不低于大城市，提高中小城市吸引力，从而实现人口的合理流动和布局。（中国新闻网）

　　新闻五：外媒称中国经济放缓薪资却加速增长 国企增14%

　　去年，尽管中国经济增速创下了25年以来的新低，但随着政府推进措施提升收入和消费，以降低对重工业的依赖，薪资增速却有所加快。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中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增长了10.1%，至62029元人民币(9410美元)，为2011年以来首度出现加速增长，也超过了2014年9.5%的增幅。该数字不包括1.9亿自由职业和部分私营企业员工。

　　在中国将经济重心从制造业和建筑业转向其它领域之际，决策者们上调了最低薪资，并给予公务人员更大的薪资增幅，以此来鼓励相对富裕的民众在电影票、智能手机等方方面面增加消费。周三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5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企稳，仅略高于50的荣枯分界线。

　　还有迹象显示了就业市场的韧性。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国有企业虽然裁员，但留任的员工薪资有所上升，而部分离职人员进入了新兴的民营行业。这对于希望在僵尸企业削减过剩产能的决策者而言，无疑是好消息。

　　但是，薪资的快速增长似乎难以持续，即便是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也在3月份表示，最近几年，薪资增幅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幅，此种状态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3月份接受彭博新闻社调查的经济学家们预计，收入增幅将有所降低。

　　到目前为止，状况还不错。根据人力资源及社会保障部，今年，新增就业岗位数量超过了决策者的目标。4月劳动力需求维持稳定，平均每100个求职者有112个空缺岗位。

　　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国有企业员工数量从2014年的6310万降至了6210万人，可能是一个好迹象。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员工工资增长了14%，高于2014年8.8%的升幅。

　　法国巴黎银行驻北京的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表示，薪资增速加快、经济扩张步伐放缓一般不会同时出现，这显示了其中至少有部分增幅是其他因素所致。其中之一是：国有企业员工以往通常都会获得工作餐补贴、日用品礼券，但在政府的反腐措施之下，许多雇主都取消了这些补贴，陈兴动表示，它们很可能以上调工资的方式来进行弥补。（新浪）

　　新闻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即 BIT谈判存多个难点

　　美方也不会在敏感行业上做出妥协。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贸易问题专家盖瑞·赫夫鲍尔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比如美国对外国投资者持有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所有权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对外资持股本国航空公司也有限制。

　　2009年7月27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财长盖特纳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欢迎远道而来的中国伙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国务委员戴秉国。

　　这两位美国高官在文中说，“当30年前中美建交之时，还远远不清楚未来会怎样”;三十年后已“很少有全球性的问题，是可凭中国或美国的一己之力就能解决的;也很少有这样的问题，可以在没有中美合作的情况下迎刃而解”。

　　正是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催生了双方沟通机制的提升。当天，中美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S&ED)在华盛顿揭幕。作为第一项议程，王岐山、戴秉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等中方代表，走进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罗纳德·里根大楼，与美方官员拍下了首张S&ED全家福。

　　这项庞大的、几乎覆盖双方所有中央政府主要职能部门的对话机制，是从小布什政府时期延续和升级而来，至今已在两国首都间轮换举办七轮。

　　6月6日至7日，双方将在北京举行第八轮对话;这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内的最后一次S&ED。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5月30日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洁篪将与美国国务卿克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共同主持本轮对话。

　　这位发言人说，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国外交部将在6月2日详细介绍对话议程。

　　美方也在对话前释放信息。华盛顿当地时间5月31日，在美国国务院的记者会上，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将中美S&ED称作“旗舰对话”。他说，过去8年，这个年度沟通机制为双边关系设定目标和方向，同时也帮助化解“震荡”、吸收“压力”、缩小“分歧”。

　　在同一场合，美国务院主管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诺维利称，中美S&ED是“富有成效的”。这位前美国贸易谈判官员和苹果公司高管说，清洁能源、海洋保护、打击野生动物走私、鼓励科技创新等议题都将在北京得到讨论。

　　诺维利说，上届S&ED的成果将得以延续，中美将在打击象牙贩卖方面做出更进一步的讨论。美方已准备完全禁止象牙的进出口以及象牙在境内的商业买卖。诺维利同时预计，双方也将在航空相关的新议题上收获实质成果。

　　拉塞尔与诺维利均未在发言和提问环节谈及目前两个中美经济焦点议题：产能过剩和中美双边投资协议(BIT)谈判。这在美国财政部官员处得到补充。

　　第三份负面清单

　　5月25日，美国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副财长内森·希茨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时说，美方将与中方在本轮S&ED期间探讨经济再平衡与营商环境等议题。“中美BIT将在改善商业环境中扮演关键角色。”

　　中方则可能会依照先例，利用本次S&ED的机会，提交新的负面清单，为谈判注入新动力。中国商务部正是在三年前的第五轮中美S&ED期间，宣布同意以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为原则进行中美BIT谈判的。

　　负面清单用于列出一国对他国投资设限的行业和领域，除此之外即皆可投资;除非双方另有约定，未来产生的、来自新的行业和领域的投资，一般也将被视为不受限制。

　　中方已经向美方提交了两轮负面清单出价。上一次是在去年9月份的第三周进行的。在随后的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抵美访问。

　　美国副财长希茨说，双方就第三轮负面清单出价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他没有透露，两国是否将在下周的S&ED期间进行新一轮的交换。

　　中方可能原计划在今年3月底向美方提交第三份更新过的负面清单，但最终未能成行。包括美国中国商会主席吉莫曼在内的人士后来预计，本轮S&ED以及9月初在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将是今年内推进中美BIT谈判的两个主要时间窗口。

　　上述美国副财长确认说，美方希望在明年一月前完成谈判。“我们准备好投入我方一切必要的资源，在本届政府内完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我们愿意与中方的预期保持一致，尽快前进。”

　　中方已经释放出善意。商务部部长高虎城5月28日在北京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表示，中国将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

　　预期管理

　　两国官方均对谈判细节的进展保持缄默。直接负责BIT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处(USTR)未能及时回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最新的置评要求。

　　该代表处的一位发言人曾在4月8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双方的谈判团队正继续进行紧密的磋商;正如去年9月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所达成的共识所说，谈判的目标是达成一个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

　　与中国有着密切生意往来的美国行业人士抱有保守的预期。经济数据供应商中国褐皮书的主席雷纳德·米勒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中美之间确实存在一个(年内谈成BIT的)时间窗口。

　　“但美国当下的政治氛围对BIT来说显然并不友好。你已经从国会对泛太平洋(6.300,-0.01, -0.16%)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态度上看出来了。”米勒说。

　　专注医疗行业的咨询公司中国贸易战略总裁朱迪·扎克里斯基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今年要中美BIT谈判通过国会投票那是不现实的。

　　扎克里斯基说：“可能的情况是，谈判低调的继续，商界坚持不懈的推动缓慢的进展;等到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切实的磋商。”

　　美国企业研究所贸易投资问题研究员德雷克·西塞斯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对下届美国政府来说，有一份完成谈判的文本就便于(下届政府)继续开展工作。”

　　西塞斯补充说，如果希拉里当选新总统，那么将会有一些奥巴马时期的政策可得延续下来。“不过，(如果BIT完成谈判)要在今年内通过国会参议院的投票是不大可能的。”

　　敏感行业

　　双边投资协议的根本，是获得更多的市场准入。

　　美国副财长希茨在布鲁金斯学会表示：“美方希望取得更多的中国市场的开放，尤其在一些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关键行业上;美国市场的对外开放是根本的，我们会继续保证这一点。”

　　不过在今年3月的博鳌论坛上，中国前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也希望美国能够改善投资环境。他说，美国投资环境从联邦政府角度看总体比较开放，但各联邦州开放程度不一。

　　陈德铭说，中国企业在申请电子金融许可、进行安全审查时容易碰到困难，“美国安全审查追溯期三年。就算项目已经开工两年，它说你不安全，也可以退回去”。

　　据《证券时报》的报道，陈德铭当时称，目前双方在负面清单上还有分歧，“美国要价很高”;同时，中方在文化、电信增值业务等领域还存在一些分歧，再次是国家安全领域等。

　　美方也不会在敏感行业上做出妥协。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贸易问题专家盖瑞·赫夫鲍尔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比如美国对外国投资者持有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所有权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对外资持股本国航空公司也有限制。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在美国在与欧盟就跨大西洋(6.870, 0.00, 0.00%)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谈判中，也存在不少被视为“红线”的敏感行业，这些行业也可能同样反映到中美BIT谈判中。

　　例如，美方至今拒绝将金融服务行业纳入到TTIP谈判中，也不准备向欧盟开放美国国内海运业的市场准入。

　　美国1920年商船法规定，从美国港口起航至美国另一个港口的航运货物，无论是直达航线还是中间停靠其它国家港口，均必须装载在美国建造、美国船员操作和美国公民所有的船舶上。

　　“我们不认为美方会在任何BIT谈判中就敏感行业做出妥协。想要美国改变是非常难。”赫夫鲍尔对记者说。（21世纪经济报道）

　　新闻七：央行定向工具加码 5月PSL净增加1088亿

　　在抵押补充贷款(PSL)常态化操作的首月，央行定向工具“加码”。央行6月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央行对国开行、农发行、进出口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净增加PSL共1088亿元，同时开展2900亿中期借贷便利(MLF)和常备借贷便利(SLF)5.7亿元，在维稳市场对流动性的预期的同时，也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PSL主要用于支持政策性银行发放棚改贷款、重大水利工程贷款、人民币“走出去”项目贷款等。此前的4月份，国开行根据棚改贷款的发放和回收进度归还PSL共36亿元，并未净增加。央行上月初宣布，从今年5月开始，将在每月月初对上述三家政策性银行发放上月特定投向贷款对应的PSL。

　　此举被市场人士视为央行为稳增长提供持续定向信用支持的有力举措。兴业银行(16.140,0.00, 0.00%)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指出，与定向降准相比，PSL对信贷结构的调节作用更直接有效。PSL资金都有明确的政策投向要求，且可充当项目资本金，有利于撬动更多资金支持政策导向项目的启动。

　　不仅如此，PSL操作的常态化操作也配合公开市场常规操作和其他定向工具，稳定了市场对流动性的预期。

　　与此前一样，在央行各类定向货币政策工具箱中，5月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仍占“主力”。央行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5月，央行对金融机构开展MLF操作共2900亿元，同时收回到期MLF量为1478亿元。

　　但短期限的定向工具则有所缩量，期限也仅局限在隔夜品种。央行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为满足金融机构临时性流动性需求，5月央行对金融机构开展SLF共5.7亿元，期限全部为隔夜，利率为2.75%。该操作量较4月份的7.6亿元有所缩量。

　　SLF利率通常被视为利率走廊的上限，央行将隔夜期限的SLF利率一直维稳。央行指出，SLF利率发挥了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有利于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5月末SLF余额为4.0亿元。（上海证券报）

　　新闻八：制造业PMI连续三个月处扩张区间 稳增长政策效应显现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日宣布，5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1%，与上月持平，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业内人士表示，一季度财政货币“稳增长”政策效果在二季度得以延续。同时，“稳增长”效应从大型企业逐渐向中小型企业扩散，投资注入的初始动能对中小民营经济产生带动作用。

　　结构调整稳步推进

　　上海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胡月晓表示，整体而言，PMI继续高于临界点，符合市场近期对经济稳定的预期，也验证了权威人士L型的论断。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认为，5月主要运行特点有三个：一是制造业生产稳步增长，企业采购活动有所加快;二是结构调整稳步推进，高技术产业和消费升级相关制造业继续保持扩张态势，其中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农副食品、医药制造等行业PMI连续处于扩张区间;三是去产能进一步取得成效，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行业PMI明显回落，均在临界点以下。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表示，一季度财政货币“稳增长”政策效应在二季度得以延续，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投资大幅增长托底作用显著。政策基调回归稳健，启动新一轮刺激概率较小。三季度后，预计“稳增长”效应有所减弱，但对于经济失速也不必过度忧虑。同时，根据5月大中小型企业PMI值可知，“稳增长”效应从大型企业逐渐向中小型企业扩散，投资注入的初始动能对中小民营经济产生带动作用。

　　民生证券固定收益组负责人李奇霖表示，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回落，内需趋缓，但整体房地产销售仍维持高位，预计后续地产和基建投资在四季度前仍处于向上空间。

　　制造业料温和增长

　　中信证券研究报告认为，库存去化仍在继续但力度减弱，对制造业PMI企稳形成支撑。5月大宗商品普跌行情印证了此前对大涨后可能出现调整的判断，当前调整会暂告一段落。考虑到地产、基建行业走势仍强劲，未来大宗商品有望再迎回涨，并对企业补库存形成一定带动。但考虑到供给侧改革攻坚深入，加库存幅度将弱于前两轮经济复苏时的情景，制造业增势或更趋温和。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表示，考虑到财政部近期频繁发布稳增长措施，包括加快地方债置换进度、并致力于有效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财政紧缩应该是暂时现象。货币政策有必要在对金融风险进行防范的同时，保持充裕的流动性，以引导2015年以来过快增长的理财产品实现“软着陆”。从长期来看，与用限购调控房价相比，增加有效住宅供给将更有利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也不会过度抑制房地产开发投资需求。

　　非制造业年内仍有望实现稳中求进。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对于服务业，应通过减税、简化审批流程、加强融资便利等措施促进其加快发展。对于建筑业，一方面要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项目的落地速度，另一方面也应避免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调整过于剧烈，平滑市场预期。（中证网）

　　新闻九：十省市个贷率超85% 部分地区公积金吃紧　　

　　十省市个贷率超85% 部分地区公积金“吃紧”

　　2015年全国共发放公积金1.1万亿，缴存余额超4万亿，公积金提取额度同步快速提升

　　5月31日，住建部、财政部、央行联合印发《全国住房公积金2015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也是全国第二次对住房公积金信息进行全面公开的披露。

　　这份涵盖31个省份和建设兵团的公积金“国家账本”显示，2015年发放个人住房贷款312.50万笔、11082.63亿元;全年住房公积金缴存额14549.46亿元，比上年增长12.29%。年末，住房公积金缴存总额89490.36亿元，缴存余额40674.72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长19.56%和9.79%。

　　今年初，北京、上海、深圳、南昌、福州等地出现公积金贷款发放额快速增加，公积金余额偏紧的现象。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部分城市楼市回暖，居民购房活跃，导致个别城市出现公积金吃紧的现象。但就全国数据来看，公积金缴存余额规模还是很大。”

　　去年公积金提取额占缴存额3/4

　　2015年住房公积金余额超过4万亿元背后，我国住房公积金缴存正呈现逐渐上涨的态势。

　　《报告》显示，“十二五”期间，我国住房公积金缴存额56970.51亿元，年均增长15.74%。期末缴存余额比“十一五”期末增长129.63%。

　　严跃进认为，公积金缴存规模同比上涨，这和公积金购房政策宽松后购房者认同此类公积金制度有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公积金缴纳制度方面进行了规范，提高了缴纳额度和缴纳规模，这使得整个公积金资金池可以做大。

　　在楼市去库存的背景下，去年以来，住建部、财政部等部委发布多份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方案。例如，自去年9月1日起，对拥有1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居民家庭，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购买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由30%降低至20%。

　　在公积金使用方面，《报告》显示，2015年，全年住房公积金提取额10987.47亿元，比上年增长44.92%;占全年缴存额的75.52%，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提取总额48815.64亿元，占缴存总额的54.55%。

　　“提取额度大规模增加，这和住房消费市场持续活跃、公积金提取效率提高等有关系。这对公积金资源的利用显然是比较有意义的。目前是一个资金成本相对便宜的阶段，因此在房价上涨或者预期上涨的过程中，对公积金资源的充分利用已经成为共识。”严跃进告诉记者。

　　另外，今年初，央行、住建部、财政部三部委发布通知，自2月21日起，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调整为统一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这意味着，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者可以每年多获得160亿元的收益。

　　严跃进认为，在提升公积金收益，用足、用好公积金的政策导向下，预计我国住房公积金缴存规模上涨的形势仍会持续。

　　十省市个贷率超85%

　　作为使用住房公积金的主要方式，个人住房贷款也出现大幅上升。

　　《报告》显示，2015年发放个人住房贷款312.50万笔、11082.63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0.44%、68.10%。年末，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2499.33万笔、53349.74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长14.34%、26.29%。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2864.55亿元，个人住房贷款率(即个贷率)80.80%，比上年末提高11.91个百分点。

　　个贷率指年度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年度末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的比率，这一比率能够显示住房公积金支持个人贷款买房的力度。

　　严跃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个贷率过低，表明公积金的支持贷款购房的力度不够，但是过高又表明公积金余额趋紧。一般以85%作为警戒线。”

　　此前，已有部分城市的公积金使用情况超越了“警戒水平”。南京、南昌、武汉等城市公布的住房公积金报告显示，这些城市的个贷率已经超过100%。

　　2015年末，南昌住房公积金个贷率达112%，在当年全国个贷率超过100%的25个城市中排名第三。而今年1月底，南昌住房公积金个贷率达到117%，也创出历史新高。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报告》显示，个贷率超过85%的省级行政区域有10个，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重庆和贵州。其中，天津个贷率为101.46%，成为唯一超过100%的省级区域。

　　“天津个贷率超过100%，这也意味着公积金贷款方面的节奏相对较快，公积金贷款方面或有吃紧的风险，这值得警惕。”严跃进说。

　　而甘肃、黑龙江、西藏、青海等地的个贷率不到60%。在业内专家看来，个贷率高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市场活跃，房价上涨快的区域。而在房地产市场低迷的西部地区，个贷率相对比较低。

　　部分城市公积金“吃紧”，在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看来，这与市场交易活跃、公积金资源的使用门槛较低等因素有关系，如果提取额度过高的话，整个公积金库存额度比较少，会影响后续购房者尤其是很多中低收入人群再使用公积金。（每日经济新闻）

　　新闻十：国务院刷新科研人员激励机制 对劳务费不设比例限制

　　6月1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的措施，更大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推进科研领域“放服管”改革，更大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

　　“十三五”以来，中央对如何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率、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多次作出相关决策。昨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对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简化中央财政科研项目预算编制做出了规划和部署。

　　以科研人员面临的经费问题为例，常务会议确定，差旅会议管理不再简单比照机关和公务员，中央高校、科研院所可根据工作需要，合理研究制定差旅费管理办法，确定业务性会议规模和开支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表示，以前，将用于约束公务员差旅费的行政规则简单施加于横向课题经费管理，是违反科研规律的，极不利于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比如规定凡没有司局级行政级别的科研人员，经费用于乘坐高铁出行时，只允许报销二等座车票，而且对近几年已报销的一等座票款，将高于二等座票价部分由科研人员退回。又如，任何一天的市内交通费以80元封顶，如果打出租车去机场，超过这一限额的只能自己负担。”贾康说。

　　“在走创新性道路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有关部门应当尽快纠正我国横向课题经费管理中的‘加行政化’弊病，把科研人员从政策禁锢中解放出来。”贾康说。

　　贾康还提到，我国很多高校、研究机构是事业单位，单位管理方对于横向课题实行了越来越苛刻的管理和核查，把约束公务员的行政规则套用到知识分子、科研人员头上，是一个错误的导向。

　　在提高科研人员收入待遇方面，会议强调，用于人员激励的绩效支出占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的比例，最高可从原来的5%提高到20%。并且对劳务费不设比例限制，参与项目的研究生、博士后及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均可按规定标准开支劳务费。（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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