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源于对世界的深情
原标题:写作源于对世界的深情
《十万春花如梦里》书封
肖复兴速写作品
肖复兴近照
文\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
肖复兴是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创作较为活跃,收获颇为丰厚的作家之一。他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曾先后担任《小说选刊》副总编,《人民文学》副主编等。著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一百余部。《音乐笔记》获首届冰心散文奖,《忆秦娥》获第三届老舍散文奖等。
他的散文创作涉猎范围很广,有的抒写亲情,有的描画世事,有的洞察人生,有的谈艺随笔。这些作品朴实无华,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看上去颇为平常的故事,而正是在这一系列似乎谁都可能经历的故事中,作者写出了他对生活的独到观感,写出了人的处境,人的精神渴求,写出了社会在其演进发展过程中的细微变化。
不久前,肖复兴的散文集《十万春花如梦里》刚刚付梓。新作中,71岁的肖复兴述往怀人,深沉恳切,呈现了亲人之间、师友之间、名人之间诸多真诚而美好的情怀。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远程连线肖复兴先生,跟随他一步步坚实的脚印,在字里行间中感悟一书一时代、一书一人生,领略那些经岁月沉淀而愈发厚重的真诚、美好、爱和感动。
谈北京:
“北京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北京,是别的任何一座城市所不能取代的。”
记者:您最近在进行与北京主题有关的散文书写,比如出版了《十万春花如梦里》《我们的老院》《蓝调城南》等,请问北京在您的写作中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肖复兴:北京主题方面的写作,确实是我一直努力想做的事情。大约十四年前,我偶然路过前门,顺便回我们的老院看看。那是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老会馆,我在那里住了21年,一直到21岁去北大荒,从北大荒回北京后,又在那里住了几年,可以说,我所有童年少年和青春期的记忆都在那里。
让我惊讶的是,许多以前的记忆,已经被现实涂抹得面目皆非,我们的老院和那条明朝就有的老街,也都已经变得面目皆非,到处张贴的是拆迁布告。当时,我心里想,我来晚了,如果再晚,恐怕好多地方还得拆,该抓紧点儿了。就是从那时候起,所有的记忆在那一瞬间被打开复活。北京主题的写作,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北京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北京,就是因为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是别的任何一座城市所不能取代的。对于我,阅读北京,是一件需要不断重复的事情。尽管我几乎一辈子都在读北京,但未能真正读懂它。
一连几年,只要有空,我都回去那里看看,找老街坊聊聊。这座城市,有我和他们共同的情感。2006年出版《蓝调城南》的时候,我在书中引用了土耳其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有两件东西不会忘记,那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孔。
不断重读北京,是我这些年来的功课,不仅是为了写作《蓝调城南》《我们的老院》《八大胡同捌章》《十万春花如梦里》这几本书,更是为了不断加深了解认知北京城的感情的必需。苏珊·桑塔格说:最有价值的阅读就是重读。她强调了重读的价值与意义,指出了最重要也最有效的一种读书方法。其实,无论读书,还是读人,或是读城,重读都是必须的,因为这是读懂的入门基础,是读懂的知识储备,是历史与现实之间有效的链接,既是相互链接的桥梁,也是彼此映照的镜鉴。
作为一座古城,北京的面孔不应该仅仅是高楼大厦,那很可能只是另外一座城市的拷贝。母亲和城市的面孔,可以苍老,却是不可再生的,经不起我们肆意的涂抹和换容。我希望以我自己浅薄的努力,为这座城市写传。世界上有很多作家毕生专门为一座城市写传,比如芝加哥的索尔·贝娄和德莱赛,都柏林的乔伊斯等。我只是觉得自己做的太晚了,再有就是能力不足。
谈新作:
“这本书中写的全部是人物,这些人物对我至关重要。”
记者:《十万春花如梦里》中提到的那些人物对您来说有何意义?
肖复兴: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本重要的书。您看得很仔细,说的很对,这本书中写的全部是人物,这些人物对我至关重要。
这些人物包括我的父母、姐姐、弟弟、亲人,我所结识或并未结识过的前辈作家或同辈作家,我所喜爱的艺术家这样三部分。最后一篇《蔡立坚祭》,写的是当年的知青蔡立坚,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她曾经影响过一代年轻人。今年正好是知青上山下乡50年,这篇文章放在压轴的位置,也是有意为之的。所有这些人,对我影响是极大的,可以说从童年到现在,影响着我的一生。
这本书的封底写了这样一段话,写得非常好,其中最后一句:“所有的悲欢离合,都源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深情。”这种深情,应该说,来源于书中我所写到的那些人,亲人用他们的爱,作家和艺术家用他们的作品,知青朋友用他们和我青春与共的命运,为我打下的情感的底色和情感的厚度。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从来都是从心灵到心灵,从情感到情感,所有再厚重再复杂的历史,再浓烈再难忘的回忆,从心灵深处潜在而涌动出难以平复和抑制的情感,都是写作的最初出发点。
谈音乐:
“《音乐欣赏十五讲》 让我童年未竟的弦上之梦,变为了纸上之梦。”
记者:音乐也是您创作的重要主题,您还出版过《音乐欣赏十五讲》之类的普及书,您对音乐有什么情结?
肖复兴:如您所归类,音乐方面的书确实也是写作的一个方向。2000年我出版了第一本音乐方面的书《音乐笔记》,2002年出版了第二本《聆听与吟唱》。前者,写古典音乐;后者,写摇滚音乐。
起初,只是个人的一种偏好,因为我读小学的时候,非常喜欢音乐,最早是花了一角多钱买了一把笛子,学习吹笛子。后来又学过二胡。再后来,我想学高级点的小提琴。那时,家里生活拮据,没有钱给我买挺贵的小提琴。我父亲对我说:干什么都要专一,你看看人家陆春龄,靠一把笛子照样吹出名气!你先好好学你的笛子!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陆春龄这个名字,前几天,看报纸,看到九十多岁的陆春龄去世的消息,禁不住又想起当年父亲对我的数落。
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作为大学的通识教材出版了我的《音乐欣赏十五讲》。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只是业余的发烧友而已,没有一点专业的背景。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直到今年还在再版。无疑,这给我极大的安慰和鼓励,让我童年未竟的弦上之梦,变为了纸上之梦。当然,这也无形中给了我好大的压力。不过,我又想,反正我也不是学音乐出身,只是爱好而已,说错只当是无知无畏吧。
谈当代文坛:
“我们的文学应该更自觉更主动地身处并投入这个时代的激流之中。”
记者:您曾任《小说选刊》副总编、《人民文学》副主编,从事过多年的文学编辑工作,请问您对最近这些年文坛有何看法?您认为当代文坛或者说文学创作出现了哪些新的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肖复兴:在《小说选刊》和《人民文学》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在《小说选刊》,每月要看的小说真的很多,那时候,我开玩笑说我是一名职业读者。退休之后,惭愧的是,我对当代文学关注不多。但是,当代文坛给我的感觉还是有的,一个感觉是新人辈出,而且,比起我们这一代,年轻的一代,起点都很高。
本来,文学的事业就应该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这个事业发展的症候,也是这个事业未来的希望。另一个感觉,是如今的作品,无论长短或样式,都更为丰富多样化,从文学意义而言,更回归文学本身,而且,向着文学应有的深度进发。
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也就使得文学相应的更为内化。和以前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相比,如今的文学,从某种程度或角度而言,更属于精英,而不属于大众;有的文学特别是有的报告文学,屈膝于权势和资本、市场或评奖,而缺少真正大气磅礴有历史感和时代感的作品。面对今天变革开放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应该更自觉更主动地身处并投入这个时代的激流之中。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青年学者汪荣博士对本文采写亦有贡献,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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