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建构的全球视野

【内容提要】世界政治文明是非凡性与普适性的统一。置身于经济全球化潮流的中国特色政治文明是世界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在政治文明普适性与非凡性的互动中发展。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建构，既要借鉴、吸纳和整合全球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又要走自己独特而富有创新的政治文明之路，以便对人类政治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建构/全球视野/非凡性/普适性

一、普适性与非凡性：政治文明的两种属性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改造社会、确立制度、完善意识形态、规范政治行为及其在此过程中所创造和积累的所有积极的政治成果以及与生产力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政治进步状态。政治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都是普适性与非凡性的统一。从历时性的视角看，政治文明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不同的社会政治形态中，政治文明有着不同的内涵。全球多样性的政治文明都是人类政治实践的成果和政治聪明的结晶，并呈现出从低级到高级的动态发展过程。世界政治文明多样性的背后都蕴含着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规律性。从共时性的视角看，因世界各国社会历史和政治制度等的差异性，政治文明体现出多样化的状态，表现出国别的非凡性。同时，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政治实践的积极成果，在非凡性中包含着普遍性，国别政治文明差异性和丰富性的背后，总会展示出人类政治文明所具有的共性的东西，这是人类社会交往的结果，是人类政治文明在交流中达到互补、融合和形成新的建构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未来全球政治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

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证实，多样性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基本特质。闻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列举了21种文明类型，从现存的西欧文明、远东文明、基督教文明上溯到古代。虽然他的分类和阐释不能说完全科学，但却毋庸置疑地肯定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1]（p。44）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其观点有很多偏颇，但也肯定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他认为：“乡村、宗教、种族群体、民族、宗教团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文明是有意义的实体，尽管它们之间界域难得清楚，但这些界限却实是真实的。”[2]（p。26、27）从古到今的人类社会，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大一统的文明类型。相反，每种文明都在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非凡性。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构成了全球文明的差异性，这就成为各种文明相互借鉴的条件以及通过借鉴而提高的重要因素。同样，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在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国民的政治行为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性。即使是同样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美国的联邦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法国的半议会制和半总统制，都显示出各自政治文明的个性特色，表现出了政治文明的多样性。

然而，由于人的本质以及人类实践方式在全世界所具有的普遍性，人类多样性的文明又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从而表现出文明的共性。缺少了共性，人类文明就是封闭和隔绝的系统，就不能彼此交流，从而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源头活水。事实上，任何社会、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的文明都不可能与外界完全隔绝，完全封闭的文明是没有的。同理，离开普遍性的国别政治文明也是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发展的。正如亨廷顿所言：“文明没有准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2]（p。27）各种文明之间，自诞生以来，就以生活交往、经济活动为纽带，进行着不同形式的联系和交流。文明离不开政治。人类的政治实践虽然与一般的实践活动不同，非凡是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性会导致不同政治文明在交流中的相互对立，使政治文明出现相互冲突的状况，但是，这并不妨碍政治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不妨碍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寻找新的沟通机制。质言之，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中仍然存在着共同性和一致性的成分、因素和内容。在当代世界各国不同的政治设计和政治实践中，制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政治民主和公民参与的日益扩大和深化，人权思想、法治意识和社会平等观念的普及，公民自由的扩大，对生态环境和国际关系的重视等，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内容和人类政治实践具有普遍意义的追求。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亘古而常新的命题，政治民主化和文明化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共同的基本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文明就是民主政治和文明政治。与民主政治和文明政治相对的是专制寡头政治和野蛮政治。民主政治和文明政治越发展，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越丰厚。因此，世界政治文明的普适性是由民主政治和文明政治发展所促成的。

全球民主政治和文明政治的积极成果是在多样性的国别政治文明相互交流，彼此影响中成长起来的。江泽民在2002年5月指出：“多样性是世界存在的本质特征。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追求只能通过不同的文明来表达，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理想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来实现。各种文明和各种发展道路应和谐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进步。各国的发展必然要遵循各自的历史轨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平等交流、友好合作。”[3]（p。526）这段话精辟而深刻地揭示出了文明多样性的原因以及价值功能。各国人民走过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延续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多样性正是世界布满竞赛、活力和创新的根本原因。文明的多样性，当然也就意味着差异。既有内容和形式的差异，还会有发展水准的差异。差异既是矛盾，也是文明进步的推动力。正是多样性政治文明之间的种种差异，才促进了政治文明的交流，形成不同政治文明相互借鉴和相互学习之势。

人类不断离别野蛮和落后，政治文明不断地从低级进入到高级状态的内在动因，正是基于多样性政治文明的交流、互补、融会和新的建构。不同类型的政治文明，既有其独到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又有许多人类共同的东西。经过长期的交流，这类共同的成分越来越多，它们就构成人类文明的共同和基本的财富。从政治哲学上看，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锡克教和道教等，都对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婚姻家庭的规范、生活的目标和意义等，提出了许多共同的观点，从而具有某些共同的价值。从政治上看，对人权的渴求，对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追求，对美好社会理想和政治制度的憧憬，推动着东方和西方用各自的话语和逻辑阐释着政治文明的理论。罗素1922年在中国访问时发表的《中西文明比较》一文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实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拟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的欧洲又仿效拜占庭帝国。在许多这种交流中，作为‘学生’的落后的国家最终总是超过做老师的先进国家。在中国与外来文化交流过程中，假若中国是学生，那么中国最后也会超过她的先进老师的。”[4]（p。6）总之，不同政治文明在相互沟通和深入比较中会更多地发现相互之间的共同之处，会在自觉地适应与遵循政治文明的一般规律和趋势上更高层面地提升自己政治文明的内涵和素质，由此形成更高层次的政治文明。

人类对政治文明共性的追求，虽然会不断地导致人们对政治理想、政治设计、政治决策的熟悉认同和价值判定认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多样性的政治文明会不断淡化自己的个性色彩。政治文明作为政治层面的人类文明，在多样性中存在和发展，在存在和发展中表现自己的多样性，是政治文明现实和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必然规律。

二、全球化与本土化：中国政治文明建构的双重视野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当代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明交流无论就其广度还是深度来说都是空前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以至最不发达国家，都不能自外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从中趋利避害，求得进一步的发展，是各个民族和国家理性应对全球化的良策。政治文明建设也应该置身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重视野。

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时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靠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就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5]（p。254－255）对于这两段话，以往理解侧重于前一段话，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全球化趋势的天才般的预言。应当指出，后一段话同样十分重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表达了对全球化以及全球化所导致的文明的交融性和共享性的基本看法。全球化的趋势，既打破着传统的经济上的壁垒，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着精神和政治上的壁垒，促使多元文明的相互交融并形成新的建构。

从本质上讲，全球化不是单一化、一致化或所谓一体化，它不是一个以普遍性代替非凡性的过程，相反，它将是一个在承认非凡性基础上寻求共性的过程。正是由于全球化进程，才使得世界上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第一次如此清楚直观地审阅“他者”的政治文明，并进而反省自身的政治文明。全球化推动着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人们努力寻求更多的符合人性和人类共同需要的共同价值。各个国家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军事以及社会生活方面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地相互交往，无不或多或少地与政治文明联系在一起。全球化将中国的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纳入世界轨道，真正体现出邓小平所说，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

然而，全球化又是一个布满冲突与矛盾的过程。它无论是对全球政治还是对国别政治所造成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首先，政治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一元化的矛盾冲突。全球化一方面会使各种政治思想、政治思潮不断产生，观点迥然不同；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又会趋于一致或妥协。其次，政治制度、体制和规则的碰撞和趋同的矛盾冲突。世界多数国家坚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选择并坚持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同时，又追求全球政治文明发展中具有共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再次，国家、政党、政治团体之间的斗争与联合的矛盾冲突。政治主体之间为了占据有利地位和争取最大利益会展开激烈的较量与竞争，但又会在一些共同的利益上进行合作与妥协。最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与战争、恐怖主义之间的较量，这种较量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下去。世界人民要和平与发展，但是，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布满了荆棘和坎坷。

立足于民族本土，以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宏大视野考察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建构，会清楚地发现，全球化对中国政治文明的影响是重大的，在带来发展机遇，推动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增加着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

全球化促进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新的政治文化资源和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还很不成熟，经济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政治体制还存在一些弊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与西方也大不相同，这样也就给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带来风险与挑战。首先，政治动荡的风险。全球化使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全球经济的动荡及其蔓延与扩大，会波及政治的稳定与发展，甚至会引起政治冲突，这在国际上也屡见不鲜。其次，全盘西化的威胁。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大都自闭国门，加强防范，西化的风险从而减少，但是在全球化的态势下，国门洞开，西方政治文化和价值观随着渗透进来，使这一威胁在迅速加大。第三，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弱化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主权尤其经济领域的权力与权限的让渡是必然的，但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先行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拥有重要的发言权，经常借机干涉他国内政，使其主权弱化并加以控制。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惯例和规则的接轨，某种程度上中国处理经济的自主权必须面对挑战。最后，更须认真应对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会受到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和挤压，西方世界把全球化几乎等同于西方化、美国化，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希望把他们的价值观、社会制度、行为规范推广到全世界，实现以西方为主宰的世界一统或政治一体化。

然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巨大发展证实西化观点在中国的破产。同时也说明，全球视野的中国政治文明的建构，必须遵循普适性与非凡性的辩证关系。全球化进程中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必然是在多元共存的政治文明中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自己情况的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辟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纪元。在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第一次确立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实现了完全新型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文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一种最进步的政治文明形态。它反映了时代进步的潮流，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方向。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就开始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之路，非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也在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基本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属于现代政治文明，有双重的规定性，既有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又有政治文明的规定性，是普遍性与非凡性相结合的政治文明。

社会主义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容纳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其他所有制经济成分。这样一种经济制度，从本质上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社会主义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制度，实行民主的国体与民主的政体的统一，这就可以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消除资本主义民主的狭隘性，使社会机体布满无限生气和活力；社会主义坚持将社会公平和平等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为社会成员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证，这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不均和人的畸形发展的现象，使社会全面发展更具有人的内在活力。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趋势，洋溢着现代民主和法制精神，对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具有强大的反作用。

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是中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所达到的政治进步状态和取得政治成果的总和。其基本内容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实现社会的安定、政府的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全球政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展示自己的旺盛生气与蓬勃活力，对丰富人类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具有现实意义。正如人类社会不应该再受封建主义的羁绊一样，人类也绝对不应该停留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既有成就和程度上止步不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先进性的日益显露，必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为此而奋斗。

三、借鉴与超越：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关系

政治文明总是与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处在不断的演进之中。在当今世界政治文明格局中，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继续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一些积极成果，为人类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多得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的眼光肯定了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伴随着”。[5]（p。274）资本主义在其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在政治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成果。如政治文化层面的法治精神、民主精神、公民权利意识等；具体制度层面的法律法规、公务员制度、轮换制度、科层化的政治体系等；政治运作与政治行为方面的规范化、制度化的政治运作，扩大化的政治系统职能范围，大众化的政治参与，民主化法制化的政治生活，受监督和制约的政治权力，开放化、透明化的政治舆论氛围等。

对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邓小平具有广阔的胸襟。他多次指出我们的干部制度存在着缺点，“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一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是落后的。”[6]（p。225）邓小平还深刻指出：“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熟悉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总是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6]（p。333）

然而，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取得的政治文明成果并没有弥补资本主义政治的致命缺陷。马克思恩格斯同样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狭隘性，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阶级性与一定的虚伪性：“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治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5]（p。274）。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资产阶级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真正操纵国家的还是垄断资本集团，劳动人民享有的那点有限的权利只不过是形式上的权利，它无法保障人民当家作主。邓小平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7]（p。240）具体到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虽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它不仅是迷惑广大群众的工具，也存在着种种弊端，在实践中出现的相互牵制、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内部打架相互拆台等现象。亦如列宁所言：“资产阶级民主随时随地都答应一切公民不分性别、宗教、种族、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它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实行过这种平等，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统治也不能实行”[8]（p。700）

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深刻熟悉与处理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关系显得极为重要，任何简单化熟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都会给我们带来危害。一方面，要看到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进程的阶级狭隘性和历史局限性，坚定社会主义在经历一个长过程后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信心。当前全球化是由强者主导的，或者说是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但这并非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终结果。另一方面，要充分熟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正是在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相互借鉴过程中离别二十世纪的。在新的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将长期地处于同一个历史平台上，要确立政治文明普适性与非凡性双向作用以及多元政治文明可以长期共存的观念。

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它唯有踏着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阶梯，才能进入人类政治文明的新阶段。我们认为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改革开放不但适用于经济领域，同样也适用于政治文明建设，在对待人类政治文明的问题上，也应该冲破一些旧的姓“社”姓“资”的观念束缚。过去长期内，不能科学地辩证地熟悉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往往把其统统看成是腐朽落后的东西而予以否定，这是把许多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与资本主义混在一起了，从而泛化了资本主义概念；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时代特点缺乏应有把握，因而在反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舍弃了现代化的许多因素。也有人认为，吸纳借鉴的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只能是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技、文化与治理经验，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应关上大门。这种看法无疑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四、整合与创新：中国政治文明建构的价值取向

全球视野下，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建设中普适性与非凡性关系中要解决的另一重大问题是，如何看待与处理中国政治文明对世界多样性政治文明的借鉴吸纳与整合创新的关系问题。

首先，全球化背景下吸纳与借鉴必须立足中国的历史与国情。世界各国情况的多样性，决定了政治发展模式的差异性，各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只能根据本国的经济文化状况、传统、民族、宗教、风俗来确定。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吃尽了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的苦果。在非洲，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政治两极格局的终结，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接受或被迫接受了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实行多党制的政党制度。然而，并没有带来政治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而且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爆发了独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危机四伏，甚至还发生了无休止的内战。拉美国家历来是美国政治民主的试验地，长期以来非凡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不遗余力地向这些国家输出其制度模式。但是，近年来，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普遍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实践表明，脱离国情，盲目照搬，强迫仿效，必然祸国殃民。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世界政治文明的吸纳与借鉴是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的，是服从于和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的的。

其次，必须以理性与务实的科学态度对待传统的政治文化，实行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和更新。全球化进程中碰到的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政治文化。传统虽然形成于过去的时代，但它却有着历史的传承性。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和国度，传统的政治文化既是一笔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同时又是一付沉重的负担。中国的政治文化确有经过千百年来深厚积淀可以弘扬的精华，也存在急待扫除的垃圾与糟粕，完全肯定的国粹主义或完全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都是不可取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传统的政治文化的反思不够，一方面对消极陈腐的东西的否定与批判不彻底，尤其是几千年来积淀于国民心理层面的诸如官贵民贱、等级制、重人治轻法治、人身依附关系等政治价值观越来越显得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相兼容。邓小平一再告诫，“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6]（p。332）而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中积极健康的东西挖掘与肯定不够，对具有潜力可挖的如民为邦本、崇尚和谐、天下为公、先忧后乐的忧患意识等政治价值观，应赋予现代意义和新的内涵。

最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仅仅吸纳借鉴是不够的，必须在此基础上整合创新。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史，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创新的历史。在实践上，从中国革命的胜利到改革开放的成功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创新精神；在理论上，从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无不是立足中国国情、吸纳创新的成果。“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3]（p。244）当前，方兴未艾的“村民自治”实践，正在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新的亮点，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自治”会渐趋成熟，从而丰富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内涵。

从1844年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一文中，首次提出“政治文明”这一概念，[9]（p。238）到2002年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已历时一个半世纪。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理论变为现实，与业已存在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在竞争与斗争中“和而不同”，展现了熠熠生辉的竞争力和生命力，在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意识、政治实践等方面都有了相当的积累，推动了人类政治文明在二十世纪的巨大发展，为世界政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只要立足本土和放眼全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曙光必将继续照耀古老而现代的中国，也必将继续为已经来临的新世纪的世界政治文明增添绚丽多姿的色彩。

【参考文献】

[1]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

[2]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

[3]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心文献出版社，2002。

[4]转引自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序。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8]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