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以色列梦”

5月初，以色列特拉维夫等城市爆发埃塞俄比亚裔犹太人的示威活动，抗议以色列警察的歧视和暴力行为。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导致多人受伤。此次抗议活动缘起一段视频录像。在这段录像中，一名埃塞俄比亚裔的以色列士兵在特拉维夫被警察殴打。事发后，两名涉事警察被停职。随着这一事件的发酵，以色列国内的族裔问题浮出水面。

有争议的起源

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因为黝黑的皮肤而成为当今世界颇为独特的“黑人犹太人”。他们曾长期生活在埃塞俄比亚塔纳湖一带的山区和农村，直到近代才被探险家和传教士们发现。这些犹太人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人始终坚持犹太教信仰，自称“贝塔以色列”，意为“以色列的家园”；当地人则称其为“法拉沙”，意为“外来者”或“陌生人”，这一称谓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歧视色彩。另一部分人则由于社会、经济压力以及近代以来基督教传教士的引导而改信了基督教，但是他们依旧坚持自己是犹太人的后裔，这部分人被称为“法拉什穆拉”。有学者认为这个词来自相近的阿拉伯词汇，也有人认为来自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的阿高语，意思是“改宗者”。这似乎和欧洲一些地方把改宗的犹太人称为“马兰内”一样具有一定的歧视色彩。

关于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起源，国际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论。按照当地人的口头传说，他们是孟尼利克国王的后裔，孟尼利克国王又是古代犹太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所罗门国王和示巴女王玛克达的儿子。根据《圣经·列王记》记载，玛克达女王因仰慕所罗门王而来到古代以色列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后来在归国途中产下一子，即孟尼利克国王，今日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为其后裔。这也是当今最为流行的说法。不过，也有人认为他们是第一圣殿被毁后犹太人在流散中“丢失的十支族”之一。1973年2月，以色列塞法迪犹太人大拉比奥法迪亚·约瑟夫就是据此认定了他们的犹太性，认为这批人正是丢失的“但”部落，“但”就是犹太先祖雅各的第五子。这一看法后来得到其他宗教人士的认同，成为以色列政府决定接收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移民的最重要依据。

曲折的“阿里亚”之路

根据作为以色列立国基础之一的《回归法》，以色列是全世界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均拥有移民以色列并获得国籍的权利。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犹太性”被约瑟夫大拉比确认之后，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移居以色列的权利。1975年4月，以色列政府正式接受“贝塔以色列”为犹太人，并在国际犹太组织和有关国家的帮助下开始接收“法拉沙”移民。在希伯来语中，移民以色列被称为“阿里亚”，意为“上升”，也即犹太人回归圣地。不过，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阿里亚”之路绝非一帆风顺。

在1948～1978年，从埃塞俄比亚来到以色列的犹太移民不过数百人，其中大多数是通过旅游签证入境后非法居留在以色列。1979年底，以色列开始了系统的移民工程，通过代号为“摩西行动”和“约书亚行动”的转运计划，把大批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运送到以色列。据统计，1980～1989年间先后有近1.7万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1991年5月，由于埃塞俄比亚社会政治形势恶化，以色列又开始实施规模庞大的“所罗门计划”，在36个小时内动用34架飞机将约1.4万名“法拉沙”运出埃塞俄比亚。为了最大限度地装运人员，飞机内部的座位和隔板全部被拆除，据说有一架额定载客400人的波音747客机上竟然装载了1000余人。以色列这一举动在国际社会广为传唱，成为以色列践行其保护全球犹太人这一立国誓言的最好佐证。

而“法拉什穆拉”移民以色列则面临来自以色列内部的障碍。前已提及，“法拉什穆拉”虽然已经改宗，但他们认为自己仍是犹太人后裔，只需要重新恢复犹太教生活。他们改信基督教是现实所迫，并不是真正放弃犹太教信仰。然而，不少以色列正统派犹太人并不这么认为，甚至连移民到以色列不久的“法拉沙”也不认可这一点。1992年，以色列政府设立了专门委员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委员会建议根据亲属团聚的需求允许部分“法拉什穆拉”移民以色列。1997年，以色列政府决定适当放宽《回归法》要求，允许亚的斯亚贝巴中转营地的“法拉什穆拉”移民以色列。但是，此举刺激了更多当地人移民以色列的愿望，以色列政府由此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继续放宽标准，会有成千上万的非犹太人为了来到以色列而宣称自己是犹太人，这会远远超出以色列的承受能力；如果关闭移民大门，则会让已经在亚的斯亚贝巴和贡达尔中转营的“法拉什穆拉”陷入人道主义危机。在国内外犹太组织和人道主义机构的压力下，内塔尼亚胡政府于2012年底启动了“鸽之翼行动”，先后将大约7000名“法拉什穆拉”运送到了以色列。2013年8月28日，最后一批运送“法拉什穆拉”的飞机在特拉维夫降落。至此，这批“丢失”在埃塞俄比亚近两千年的犹太人终于按照《圣经》的预言，回归了故土。

永久的“二等公民”？

据统计，目前以色列境内大约有13.5万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7%，其中近5万人出生在以色列。但从各项指标来看，这一群体都明显滞后于其他社会群体。比如，他们的家庭贫困率约为41%，其他犹太家庭的贫困率只有15%；在大学教育方面，埃塞俄比亚犹太移民的入学率为26.5%，而其他犹太族群高达52.5%；在就业方面，1999年埃塞俄比亚犹太移民的就业率只有40%，2009年才提高至63%，而其他犹太族群的就业率一直在70%左右。而且大多数埃塞俄比亚犹太移民从事的都是技术含量较低的职业，在科技、学术等专业技术领域就业者少之又少。2003年以色列全国拥有教学资质的教师约为9.4万名，其中只有30人来自埃塞俄比亚犹太移民。2014年以色列平均每个家庭的月支出为3728美元，埃塞俄比亚犹太移民的月均家庭支出仅为2413美元。根据维基解密公布的档案，美国驻特拉维夫大使馆早在2004年的一份电报中就提到，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处在以色列社会经济的“最底层”，而且很可能会成为永久的“二等公民”。

埃塞俄比亚犹太移民为何会陷入社会底层，有两个因素尤其值得关注。首先，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他们无法融入以色列主流社会。在移民以色列之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几乎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前现代农业社会，与来自欧美俄等国家的犹太移民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别的不说，光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和语言交流就是很难克服的障碍。尽管以色列通过“乌尔潘”对新移民进行了有效的语言培训，但这只能保证第一代移民的日常生活交流。

其次，无论官方承认与否，以色列国内对于埃塞俄比亚犹太移民的各种歧视一直存在，阻碍了他们融入主流社会。比如，2005年奥尔耶胡达的市长因担心贫困率和犯罪率上升，拒绝接收埃塞俄比亚犹太移民。《耶路撒冷邮报》2005年的一项调查还显示，43%的以色列人不愿和埃塞俄比亚犹太移民通婚，也不希望子女与之联姻。2009年，佩塔提克瓦的三所学校拒绝接收这些移民的儿童入学，被内塔尼亚胡总理谴责为“道德恐怖袭击”。尽管宗教领袖已经认定了这些移民的犹太身份，但以色列国内仍然存在不同声音，比如最为活跃的正统派——哈巴德派，从来不承认这些埃塞俄比亚移民是犹太人，并且认为“法拉什穆拉”重新皈依犹太教是不可能的。对此，英国《卫报》则刊文指出，以色列在“法拉什穆拉”“犹太性”问题上的辩论反映了其难以启齿的顾虑和纠结，因为后者是“贫穷的黑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苏联解体后的移民浪潮中，不少人仅仅通过一个声明就可以获得以色列国籍。一些埃塞俄比亚犹太移民甚至认为，以色列媒体称他们为“古示人”本身就是一种种族偏见，因为这个希伯来语词汇的意思是“埃塞俄比亚黑人”。

现代犹太国的困境

近些年来，因为各种有形或无形歧视而引发的埃塞俄比亚犹太移民抗议事件时有发生。1996年，以色列卫生部以艾滋病风险较高为由，将大量埃塞俄比亚移民捐献的血浆毁掉。由此引发的埃塞俄比亚移民抗议活动造成了60多人受伤，200多辆汽车被损毁。2010年，一家以色列女权组织披露了犹太事务局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埃塞俄比亚移民妇女注射长效避孕药并导致整个族群生育率下降的事实。这一事件不仅引发埃塞俄比亚犹太移民的极大愤怒，也在国际上引发了谴责以色列“种族清洗”的浪潮。而这次发生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示威和冲突，起因是一名“法拉沙”士兵遭受了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不公平对待。

平心而论，对于一个通过移民立国的多民族国家来说，以色列在吸收移民和发展跨族群关系方面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以色列族群问题的关注主要聚焦于阿犹关系，忽视了犹太民族内部的差异与发展失衡问题。尤其是由于常年战火和外部冲突，不同犹太群体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被掩盖了。这次抗议事件无疑给以色列敲响了警钟，迫使以色列政府重新思考民族融合政策。如果说20世纪是全球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进行移民、垦殖和建国的历史，那么21世纪应当是各个族群在以色列进行民族融合与重构的过程。只有成功实现了这一点，以色列才能实现其立国的梦想，也才能真正成为全球犹太人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