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斯大林毛泽东理解现代中国

　　 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有一些人被称作“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他们以自己非同小可的作为改变了本国、进而有力地影响了本区域乃至世界事务，这些人中大概就数毛泽东的优质个人传记最为罕见。

　　所以，当西方学术界2007年报告有一位原籍俄国的学者即将出版一本资料丰富的毛泽东传时，从欧美到亚太，多数读者都期盼着能早日享受开卷有益的快意。可是，该书原版是俄文的，非俄语世界又等了五年才读到编译的英文版。现在中译本在台北出版了：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

　　为何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多位世界历史性个人，以毛泽东的优质传记相对最稀缺？这显然不能归咎于本时代缺乏既有学术功力、也有兴趣为毛作传的人；实际上，无论是健在的还是过世不久的华人洋人学者里，我们都能列出数位充分够格的执笔人。

　　过往一直缺乏毛优质传记的原因一串，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中国缺乏一套以法治为准则、有明确时间界限的官方档案解密程序，以及严格照此办事的负责部门。研究者在中国内地一旦遇到这类问题，只能在“有关部门”的雾霾中迷失。

　　那么如今这个中译本（为避免与其它雷同的书名混淆，本文单称这本书为《毛传》）为什么是一本全球汉语读者期盼已久的那种性质的毛传记 ？

　　一本目前最有史料价值的毛泽东传记

　　最特别之处，在于它大量依据以前从未被学者公开使用过的位于莫斯科的档案资料：前苏共的中央档案库（十月革命后不久组建）、前“第三共产国际”（Comintern 1919-1943年）及其后续组织“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 1947-1956年）的档案卷宗、前“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档案卷宗；现在合成一体，统称为“俄罗斯社会和政治史国家档案馆”（俄文缩写RGASPI，英文RSASPH）。其中有来自中共的多种内部文件、报告、领导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资料、医院病历存根（比如毛泽东在苏联出生的最小的儿子，子女排行第十，但夭折了），等等。还有从20世纪初直到1950年代中期，中共常规性地向莫斯科递送的重要党务政务资料文档。

　　这是全球最大、也是最集中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多国共产党历史的文献汇集。当然，它的真实和完整的程度不应该被绝对化，须知，莫斯科的档案文献从一开始就被其拥有机构做了限制性处理。

　　拉津斯基（Edvard Radzinsky）那本脍炙人口的斯大林传记同样大量依据莫斯科绝密档案而写成的，他特别提醒读者，苏共政治局的绝密档案有其不可靠之处：“请看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中保存的苏共政治局会议绝密纪要的几段摘录：‘1920年：政治局有关极其重要问题的决定不写入正式记要。’‘1923年：重申政治局原先的决定，除了决议外，任何内容均不得写入政治局纪要。’‘1924年：党中央书记处职员的工作，应该被看作是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采取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的措施。’……着手写有关斯大林生平的书时，我们就进入了这一片昏暗” （《斯大林秘闻》第4页）。

　　苏共开创的这套有损党内文献真实完整程度的体制，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共。中共内部草就文件时怎么删改、把何种资料发送莫斯科、莫斯科收到资料后如何处置等，所有环节都会影响到莫斯科档案库里文献的可靠程度。然而，即便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迄今为止唯一被允许利用这些档案而写出的《毛传》，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当然，潘佐夫的学术和家庭背景令其得此机缘。

　　正因为此，本书的合作者在前言里把本书区别于此前西方最广为人知、多次重印的三部毛传记：斯诺的《西行漫记》（首版1938年）、施拉姆的《毛泽东：政治传记》（首版1966年），和张戎妇夫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首版2005年)。他俩认为，这三部传记，第一部过于依赖毛本人的陈述，宣传性强，第二部过于依赖中共官方公布的文献，第三部用了很多不可靠的资讯（本书多处驳斥其细节），三者都缺乏《毛传》所依赖的档案，历史价值不可同日而语。得益于这样的档案来描述毛，因此本书英文版一问世，就得到众多知名英文媒体的书评推介，书评作者也均为西方著名的教授或曾多年驻华的资深记者，虽然他们未必完全赞同该书观点。同时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原作者的俄国背景，他在描述评论苏中双方的矛盾时，并没有一边倒，有时是站在中方立场作持平的判断。

　　谁刺激毛泽东成为“领袖加导师”？

　　《毛传》覆盖的时代近百年，内容庞杂；我仅选可能是中国内地读者兴趣的聚焦之点做些评介。第一个焦点是：毛为何那么用功费力，要大树特树自己“不仅是领袖而且是导师”？

　　《毛传》第22章强调，毛在党内加速推动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是在1938年秋斯大林通过长期观察、决定把毛作为中共领袖团队的核心之后。此前即便毛有雄心，也不敢太放肆。他本人及中共在极其艰难的国内国际环境下，生存发展都离不开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和共产国际的物资和政治支持。“大老板”（毛对斯大林的恭称，《毛传》第23章）不首肯，毛就不敢把自己大树特树成中共的领袖（最高的组织权力）加导师（最高的意识形态权力）。

　　从具体操作看，毛泽东在1943-1945年在延安全力塑造自己为党内“唯一正确路线的代表”，也是以斯大林在1924年后塑造自己为“列宁唯一忠实的继承人”的方式为蓝本的。斯大林早期十多年里每日在教会学校受训，特别注重以神学正统的方式改写苏共党史，以确立自己对马列主义的唯一解释权包括不言自明的篡改权：“历史有时候需要被纠正。”于是他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从1938年起成为苏共的“可兰经”，凡不符合它的理论解说和党史细节，皆为异端邪说，做到了意识形态定于一尊。其它共产党也必须随之起舞，此教程马上在延安发行中译本。读它仿它，毛终于在1945年中共七大后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成为中共的斯大林。

　　有必要说明，斯大林的故乡深受伊斯兰传统的侵染，这一点常被忽视，绝大部分人只记得他的东正教背景（ Robert Service, Stalin:ＡBiography MacMillan Publishers, 2004, Part1）。他此后在党内斗争和统治方式中，伊斯兰国教的特色很浓厚。

　　此前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是梁漱溟访问延安时，建议毛要把自己树立成“亦君亦师”，而不仅是“为君”，才能绝对统治党员和民众，于是毛狠下工夫争当意识形态之王（基于与高华等学者的交流）。我倒是更倾向于接受《毛传》的解释，斯大林才是毛确立党内意识形态霸权的主要启示和楷模。即使是到了毛终于“君临天下”的1950年，他还是小心翼翼，不敢在国际共产党范围内扛意识形态大旗，自称只是一家“分店”，因为斯大林还健在（《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第5卷第260-261页）。

　　既然是“分店”，就得由“总店”发放和验证“正宗配方”，于是毛请斯大林派来一位跟外交事务没啥渊源、却是苏联意识形态系统得力成员的尤金（Pavel

　　Yudin）到北京出任大使。“尤金的任务是对不久即将以俄文及中文出版的新版本《毛泽东选集》进行正确、技术性更正的编辑工作……

　　尤金在中国住了两年，这段期间就毛泽东的作品提出500个批注，不过全都是私下”里做的（《毛传》第24章）。毛作为“分店”店长，对此必定是口服却不太心服。多年后，毛“最好的学生”林彪就此反击一记回马枪：“全世界谁也不能代替毛泽东思想。什么康斯坦丁诺夫，尤金，都不行。这些人的书怎么能同毛主席的书相比？”（“1966年9月18日指示”，《林副主席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第67页；无出版机构名）。

　　读客观的斯大林、毛泽东传记及共产党历史越多，就越看得出，斯大林是唯一能让毛感到畏惧的活人。斯大林也确实值得毛真诚地畏惧，《毛传》处处显示前者始终从世界战略的大棋局来布置中共的棋位，直到朝鲜战争。毛若是知道1938年苏联大清洗时整肃共产国际官员，斯大林“一度把周恩来、刘少奇、康生、陈云、李立三、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邓发、吴玉章、董必武等，都列入黑名单”，计划对他们“发动大规模政治审判”（《毛传》第29章），毛一定会更加畏惧斯大林。

　　人人皆知，斯大林那时期先从政治上、接着从肉体上消灭了苏共数千名高干，都是这么操作的。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毛才能在国际共产党圈内扬眉吐气。这以后，毛在大跃进时实施城乡隔离的户口制、大三线军工建设、一波波党内高层清洗等，也都学了斯大林的政策和手法。不了解这两位绝顶领袖，就无法理解现代中国。《毛传》里的诸多焦点提供了作这种透视的难得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