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一门历久弥新的学问

人文地理：一门历久弥新的学问 2016-05-02 15:13    中国传统文化网    佚名

  地理学在我国常说是地学，研究地上的自然环境。后来考虑到人的因素，于是加上人地关系。不过，这并不完整，还应加上人与人的空间关系。我们现在强调发展社会人文的地理之学，其要义恰在这里。从这个内容上再来...
       地理学在我国常说是“地学”，研究地上的自然环境。后来考虑到“人”的因素，于是加上“人地关系”。不过，这并不完整，还应加上“人与人”的空间关系。我们现在强调发展社会人文的地理之学，其要义恰在这里。从这个内容上再来定性，人文地理应属“人学”或“社会”之学，研究“人山”、“人海”组成的社会空间。

　　在“本国本民族的历史”中，人文地理本十分发达，既有一整套“体国经野”载之典籍的成熟思路，也有社会纵横表里的实践操作，而历史实际中不由人意的客观呈现，更具琢磨价值。从理论上说，经过夏商周以及秦汉的长期历史酝酿，在《禹贡》和《汉书?地理志》中，已然形成了垂范百代的一系列重要人文地理概念。可以说，为在偌大一块地域中安排好庞大帝国的空间秩序，我们那个时代的祖先既树立了社会地理的“主义”，也解决了社会地理的“问题”。“主义”就是“九州”、“五服”、“移风”、“易俗”，这是“普天之下”；“问题”则是州、郡、县、乡、亭、里，这是“莫非王土”。在古代地理学思想中，“地理”与“地里”不同。“主义”与“问题”构成“地理”，而“地里”仅指道里远近。需要我们虚怀而勤恳考察的，当然是古代社会人文的“地理”，即古人如何建州域、物土疆、辨方经野、因人纬俗。
　　不少学者认为，最早的人文地理是行政地理，这在中国古代尤其发达。中国古代社会每一回在地域上的大幅度变化(或者“开边三面”，或者“衣冠南渡”)，都要求当朝的人士拿出一套办法，或说法，去解决实际问题或心理问题。所谓内府“版图”、朝廷“大簿”(均为人文地理档案)，都是王朝管理不可或缺的凭“籍”。侯仁之先生早已指出，古代的许多地理“志书”都有行政管理意义。古代的地理“关怀”，重的是九州之内，所谓“圣人疆理之制，固不在荒远矣”。

　　还有许多全非制度性的社会地理现象，由社会自己滋生而出，研究起来，更觉贴近事实。它们虽多发生在县以下的社会里，但规模却可能比县大，甚至连州跨县也打不住，比如教帮、商帮、匪帮、庙会、山香、市集之类的活动。举例来说，商业活动是地理性很强的行为，与就地干活的农业不同。秦晖对陕西三原县的研究发现，过去这些地方商业虽然发达，农业却照样落后。传统社会里，早已是商业一套分布，农业又一套分布，二者未必吻合。因为“本”、“末”的地理机制不同，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商人则束缚在距离中。怎么样把这两样事情分开来谈，再怎么样把这两样事情合起来谈，是一个不那么简单的历史经济地理题目。

　　文化地理是一个重要的人文地理话题。我们很感谢祖宗留下了地上、地下都布满了“文化”的大地，让我们坐享丰厚的旅游收入。不过，研究文化地理，主要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加深对我们人类文化行为的认识。人类创造文学艺术，离不开大地，李白说“大地假我以文章”。认识这些文学艺术也离不开大地，俗话说，“不开万卷，不行万里，不能读杜诗”。欣赏中国的文学，离不开中国的土地，读“大雪满弓刀”不能在魁北克，读“遥看瀑布挂前川”也不能在尼亚加拉。我国古时候的所谓“人地关系”，不少都是人地的文化关系，古代士大夫即使面对的是鸟兽树木、高山流水，“关系”出来的也还是文化，而不是自然科学。

　　古人记录的博物知识中有不少自然地理的内容，但那只是零散的知识，长期以来不成系统，并未形成持续发展的“学科”，故不是古代地理“学”的主流内容。古代地理之学的主流内容是人文地理。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传统地理学中，对山水的宏观格局有系统认识，但那些宏观格局是作为华夏大地的不易骨骼看待，其最高意义是为人文大局规定永恒分野，《禹贡》“九州”便是一例，僧一行的天下河山“两戒”也是一例，它们叙述的是河山布列，表达出来的却是人文大局。“国破山河在”，山河的永固，意味着民族之肌体的颠扑不破。“使兖州可移而济河之兖不能移，使梁州可迁而华阳黑水之梁不能迁”，历朝人士对中华大地的认知，“一以禹贡九州为准的”。所以，总结我国古代地理学的思想与实践，应脱出近代西方科学地理学兴起时重自然考察的模式，不局限于洪堡德等旅行家式的地理学家楷模，而是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找出中国自己的学问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