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一代：那些勇猛而忧伤的年轻人

原标题：“一二·九”一代：那些勇猛而忧伤的年轻人

　　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总第143期

　　“一二·九”运动之波澜壮阔大概是民国学生运动史上之最，它不仅指发生在1935年12月9日的示威游行，还包括“一二·一六”及1936年“三三一”等几次大型示威，一系列救亡学生运动，余波持续至七七事变抗战爆发。20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于政坛或学术界的中流砥柱，履历中大部分都有“一二·九”痕迹，如经济学家顾准，外交家龚澎、黄华，文学史家王瑶，科学家钱伟长，清华校长蒋南翔，北大校长陆平……1935年他们正在北平上大学，国家危亡之际，即使“书呆子”也受到感染，离开冷板凳走上街头。

　　学运高潮退去，青年领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向。一位美国华裔科学家晚年说：“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一二·九”之后奔向延安的清华1934级学生韦君宜感慨道：“他说的全是事实。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无论治学从政，特殊的经历使他们一生带着理想主义色彩，与一般的政治家和学者气质不同。他们被称为“一二·九”一代。

　　北平学生或比中共中央先读到《八一宣言》

　　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后，华北将成为第二个东北，中国将亡国等传言纷纷。国内民族主义高涨，尤其青年学生，无不同仇敌忾渴望抗日。国民政府认为开战条件不充分，一味忍让，压制抗日言论，更不允许民众组织抗日活动。社会氛围压抑到极点，黑云压城。“到处都是干柴，你一点就起来”。

　　“一二·九”爆发前后，中共在北平势力很单薄。大革命失败之后，华北地下党组织屡遭侦破，至1935年，北平不过有党员十来个，共青团员二十个左右。国民政府对高校管控严格，北大校址位于王府井附近的沙滩红楼，在当局眼皮子底下，中共不易渗入。清华燕京地处今天的西北四环，属于远郊，左翼组织得以发展。燕京有黄华、龚澎等，后来都成为周恩来手下外交干将。清华主要由中文系学生蒋南翔、历史系姚依林、地学系黄诚领导，他们皆是中共地下党员；“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句名言传诵全国，是学运的招牌广告语。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是蒋南翔的手笔。韦君宜说蒋南翔从不对人提起，“他这个人就是这个作风”。

　　1935年夏秋，黄河泛滥，北平遍布华北和山东灾民，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指示姚依林、黄敬等，发动进步学生，组织黄河水灾赈济会，利用这个合法组织搞学生工作串联各校。有学生从北平饭店一楼一位法国人开的法文书店中买到了《共产国际通讯》《共产国际半月刊》两本杂志，从中读到了《八一宣言》。进步学生组织立刻展开行动，一夜之间，教授学生起床都在门缝、脸盆里发现了一张《八一宣言》传单。

　　《八一宣言》是王明在共产国际起草的，以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名义，号召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内容深得人心。1935年10月首次发表于巴黎报纸，当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历尽险阻刚刚抵达陕北落脚，11月下旬才和共产国际代表接上头，所以北平学生读到《八一宣言》也许比中共中央还要早。

(责编：马玲玲、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