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处使领馆旧址 见证重庆对外交流的历史

位于鹅岭公园内的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

位于渝中区五四路的中英联络处旧址。

位于渝中区枇杷山正街的苏联大使馆旧址。

位于渝中区凤凰台(十八梯)的法国领事馆旧址。

位于渝中区健康路的美国大使馆旧址。

位于鹅岭公园内的丹麦公使馆旧址。

绿荫下的土耳其公使馆旧址。本版图片均由 钱波 摄

■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外国政府驻重庆使领馆多达30余家。1943年10月底，国民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称，当时常驻重庆的外国人有1129人，大多数是外交使节、记者、文化科技工作者等。

■重庆现存涉外文物旧址36处，有17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为使领馆建筑、名人旧居、商业机构、烈士墓地等4类。其中，使领馆建筑有21处，大多保存较好。

“重庆是一座遍布着军营与棚屋的灰色城市……然而，这也是一座快乐的城市，来自中国各地的中国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因着共同的困难危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荷兰职业外交官高罗佩曾这样回忆他在重庆度过的3年(1943-1946)时光。

高罗佩所言也有数据为证。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外国政府驻重庆使领馆多达30余家。1943年10月底，国民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称，当时常驻重庆的外国人有1129人，大多数是外交使节、记者、文化科技工作者等。

回顾中国近代史，外国政府在重庆设立使领馆有两次高潮期。第一次高潮期始于1891年，重庆成为封建中国第20个，也是最深入内陆的通商口岸。十余年间，有5个国家在重庆设立了领事馆。抗日战争时期是外国政府来重庆设立使领馆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与外交活动频繁，重庆在国际上的地位显著提升，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名城。

牢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5月初，重庆日报记者走进渝中区的小巷里，来到南山上的丛林间，寻访了15处使领馆建筑旧址。这些旧址不仅各具特色，也蕴含着重庆开放的人文精神。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传播开来，将推动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走深走实。

使领馆旧址何处寻？

多坐落在幽静山林中

“玲玲，帮我们俩在这儿拍个照吧！”5月2日，穿过拥挤的人流，记者走进鹅岭公园内的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成都游客樊菁菁正和朋友在这里拍照留念。

“在鹅岭二厂‘打卡’后偶然来到鹅岭公园，没想到这里还有许多外国领事馆旧址建筑，真是意外收获。”樊菁菁说。

在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附近，坐落着丹麦公使馆旧址、土耳其公使馆旧址。三处旧址和雅致的园林完美融合，吸引了不少游客。

三处旧址中，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规模最大，目前是鹅岭公园的办公场所，其余两处暂时为闲置状态。

苏联大使馆旧址则坐落在渝中区枇杷山正街，这座建于1936年的四层洋楼造型古朴典雅，1938年1月至1946年5月，苏联大使馆就在此办公。“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苏联大使馆旧址成为医院办公楼。”原重庆市人民医院文化办主任王福梅介绍，今年内，楼内的办公人员将全部搬出。

记者了解到，除了渝中区鹅岭公园及附近区域，重庆的使领馆旧址还集中分布在南山植物园及附近区域。

5月3日，记者来到南山植物园，几经周折寻访到掩映在山林中的苏联大使馆旧址。1941年起，时任苏联大使潘友新住所及苏联大使馆郊区办公处就设在这里，故又称“潘友新旧居”。这栋建筑依山势而建，有着白色的百叶窗，这也有别于位于枇杷山正街的苏联大使馆旧址的彩色花窗。

在南山植物园苏联大使馆旧址附近，还坐落着法国大使馆旧址、印度专员公署旧址、西班牙公使馆旧址。法国大使馆旧址、西班牙公使馆旧址目前被用作南山植物园科普教育展示基地，展示珍贵的植物标本。印度专员公署旧址如今已成为一座小型图书馆，收藏园林类图书上千册。

德国大使馆旧址则位于南山的文峰塔下。站在这座沧桑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前，聆听树叶沙沙作响，呼吸清新湿润的空气，仿佛置身世外桃源。

此外，在南岸区龙门浩老街内，还有美国使馆别墅群旧址、美国使馆酒吧旧址等文物保护单位，如今修缮工作已接近尾声，和老街的整体氛围十分协调。

市文旅委相关人士介绍，重庆现存涉外文物旧址36处，有17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为使领馆建筑、名人旧居、商业机构、烈士墓地等4类。其中，使领馆建筑有21处，大多保存较好。

见证中共对外交往历史

周恩来与驻华使节“共御寒流”

“苏联大使馆旧址四季景色不同，但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曾留下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足迹。”王福梅说。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研究馆员刘英介绍，苏联大使馆旧址见证了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与苏联驻华使节“共御寒流”的历史。

1941年1月11日，周恩来出席《新华日报》创刊3周年庆祝晚会时获知皖南事变爆发，他随即和叶剑英赶赴苏联大使馆，约见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告知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真相。

1月25日，潘友新拜会蒋介石，表明苏联的态度。与此同时，崔可夫也会见了国民党军政要员，询问皖南事变情况。潘友新和崔可夫反复强调：内战有害于反侵略斗争，这可能导致苏联方面停止援华。

在苏联方面的施压下，3月6日，蒋介石作出“以后绝无剿共的军事”的“保证”。3月14日、25日，蒋介石又先后两次约见周恩来。

“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与苏联的交往合作，是中苏关系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刘英表示，它增强了中国持久抗战的力量，同时配合、策应、支持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最终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的当天，就前往苏联大使馆，会见了时任苏联大使彼德洛夫以及其他外国使节。”

除了与驻重庆的各国外交官进行定期联系，周恩来还与到访重庆的众多外国特使密切接触。例如，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特使居里于1941年初首次到访重庆时，周恩来便与其进行了私人会晤，并向其出示了国民党反共的各类材料。

重庆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等撰写的《走向平等：战时重庆的外交界与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曙光(1938-1946)》一书中也提到，周恩来凭借超凡的个人魅力、温文尔雅的风度以及卓越的外交技巧，成为重庆外交圈备受尊敬的人物。美国驻重庆武官包瑞德曾说，周恩来是“外交圈，尤其是外交使团与新闻记者的宠儿”。

“自1939年抵达重庆，直到1946年离开，中共代表团在重庆整整7年的时间里，几乎一直是一力处理中共外部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联系的主要窗口，获得了重要的国际位置。”周勇说。

加强保护利用

让涉外文物旧址成为国际交流平台

“谢谢重庆市保留韩国的历史旧址！”5月2日，记者来到位于渝中区莲花池的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在留言簿上看到一位观众用中韩双语写下的这句留言。

近期，我市完成对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的改陈和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旧址的复建工作。韩国总理李洛渊4月到访重庆时曾表示，这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复原，更是启动未来新纽带的起点。

如何让我市的开放历史文化资源发挥更大价值？

渝中区和南岸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均表示，将不断完善使领馆建筑旧址在内的涉外文物旧址的保护利用方式，保护一处就要利用一处，和业主单位保持协商，提升文物公益性展示效果。

市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包含使领馆建筑旧址在内的涉外文物旧址，将按照“一处一策”的原则，进一步加大保护和开放力度，更好发挥涉外文物旧址在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服务对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展现重庆厚重人文底蕴和开放包容的精神，“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就是这样的成功案例。”

该负责人表示，涉外文物旧址可与都市旅游相结合，将旧址纳入临近的经典旅游线路，提升旧址的影响力。

“保护利用开放历史文化资源，能够体现出重庆和其他城市发展的差异性，将助推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重庆大学教授孙俊桥建议，可从实施环境治理和调整规划入手，协调好涉外文物旧址建筑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个体形象与群体风貌的关系，从对建筑点的保护扩大到对所在区域的复兴，让“建筑可以阅读、街区适合漫步”。

周勇认为，应在摸清家底、认识到位的基础上推进开放历史文化的保护利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留法勤工俭学，是经过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考试后才得以走出国门的，因此开埠对重庆影响极为深远。”他表示，重庆作为世界公认的二战英雄城市，留下了大量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这些开放历史文化资源需要深度挖掘和整理，以此丰富重庆开放人文内涵。

保护利用好开放历史文化资源，主动同世界各国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人文交流活动，将提升重庆的国际化水平，有助于重庆加快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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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 外国记者云集重庆

向世界传递“充满希望的中国”的声音

重庆日报记者 赵迎昭

“令人倾倒，和蔼可亲，魅力独特，自信迷人。不可否认，我彻底被他折服。”抗战期间美国驻华记者白修德在其著作《寻找历史》中这样回忆同周恩来的交往。

抗战期间，在重庆的外国机构除了使领馆外，还有各国派驻重庆的新闻办事机构、各国洋行、外国教会等。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重庆的新闻传播业蒸蒸日上，成为全国的新闻中心、反法西斯战线采访亚洲陆地战场的新闻中心，为争取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也是重庆开放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国记者纷至沓来

记者查阅资料了解到，抗战全面爆发之前，重庆没有外国通讯社的常驻机构，也没有外国常驻记者。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重庆才成为外国通讯社和外国记者聚集的中心。

在国际通讯社方面，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美联社，法国哈瓦斯社、法新社，苏联塔斯社，德国海通社、德新社等新闻机构纷纷派员进驻重庆。

国外主要报刊也向重庆特派记者，仅美国就有《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等十多家新闻单位派员常驻重庆。此外，向重庆派驻记者的还有英国《泰晤士报》、法国《巴黎日报》、苏联《消息报》等。

1942年1月14日的统计数据显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庆共有外国记者17人，代表23家通讯机构。“这种局面的出现，与重庆在二战中所处的地位是相适应的。”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说。

“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

爱泼斯坦以美国合众社战地记者的身份，曾在武汉等地采访。1940年，他到重庆时才25岁。1944年夏，他随记者团访问延安，单独与毛泽东长谈3小时，之后出版了《我访问了延安》等著作，在国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封家书里，爱泼斯坦这样写道：“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

爱泼斯坦也曾回忆过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和外国记者的交往细节：“在重庆，当抗日统一战线屡次遭到国民党右派的严重破坏时，周恩来同志常常日以继夜地工作。有一次，我同其他外国记者见他时，他正患重感冒，嗓子哑了，两眼因为熬夜而布满血丝。我对他说你不应该总是每天工作16到24个小时，应该去休息和养病。他听了后非常生气，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对我生气。”

著名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记者生涯也是从重庆开始的。抗日战争期间，他作为《生活杂志》记者在重庆生活了多年。抗战结束后他返回美国，出版了《中国的雷声》，该书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

曾在重庆工作过的不少美国记者，比如爱泼斯坦、斯诺、白修德等，后来都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从精神上巩固胜利决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战大后方已被纳入世界反法西斯的新闻传播网络，大后方新闻界和各国记者群体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为中国民众提供了大量的世界各国反法西斯战线的信息，也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传播提供了中国抗日的讯息，这些面向世界的通讯渠道，让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更具开放性。

“许多外国记者采访了中国战场，有些还访问过延安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和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成果。”周勇说，“这从精神上巩固了反法西斯同盟的胜利决心，具有重大的特殊传播意义，他们的贡献同样载入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