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黄金周影市火爆依旧 三部影片为何如此吸引人？

国庆黄金周影市火爆依旧，前三天的票房成绩就已超过去年七天假期的总票房19.08亿。

截至昨晚7点，《我和我的祖国》票房破13亿 ，《中国机长》票房超过10亿 ，《攀登者》票房也在5亿以上。

这三部影片为什么如此吸引人？

电影背后有哪些故事？

《攀登者》

珠峰登山队中确实有女队员

正在热映的电影《攀登者》重现了1960年和1975年中国人珠峰登顶的艰辛身影。为了照顾电影的可看性，影片在叙事上做出了一些艺术加工，热血柔情的感情线成为了噱头。影片中的改编与现实的出入也让观众生出许多好奇，真实的人物和情形到底是怎样的？

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5分，三位中国登山队员登上珠峰，他们分别是地质工作者王富洲、解放军炊事员贡布、伐木工人屈银华，这也是人类首次从珠峰北坡登上顶峰。

吴京饰演的方五洲原型为王富洲。影片中，方五洲因为老队长在雪崩中牺牲而临时受命成为队长，其实真实事件中还有第四个人——消防队员刘连满，他和王富洲一样都没有牺牲。因为在第二台阶处甘当人梯耗尽了体能，刘连满留守在距离顶峰只有200米的地方。刘连满当人梯的情形也在电影中借用到了吴京身上。

真实的王富洲在生活中经受着脑血栓及听力、视力障碍的折磨。由于长期从事登山运动，手脚都有冻伤，他的多个手指比正常人短了一截，几乎每年都会伤病复发，但他一直乐观地活着，并致力于登山事业。王富洲在2015年去世。

据悉，1975年初国家决定再登珠峰，并成立中国珠峰男女混合登山队——近400名队员中，女队员有40多人，最终登顶的共有9名队员，其中一位就是登山队的副队长潘多，当时她已经37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潘多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从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女运动员。与电影中的浪漫相比，真实的攀登更多的是相互扶助。

《中国机长》

3个月做出1:1还原模拟机

虽说关于2018年川航“5·14”事件的新闻报道有很多，但在看电影《中国机长》时，观众仍然为当时的险情紧张不已。为了营造出真实感，《中国机长》搭建了一架1：1还原A319的模拟飞机。这架耗资2000多万元、原本需要用10个月才能做完的模拟机，实际上仅用3个月就完成了。

这架模拟飞机有哪些奥秘？《中国机长》模拟机舱软件的技术负责人王宝拨说，其1:1还原了A319飞机，包括它的驾驶舱，唯一的区别就是模拟机分了三段，中间有一个800毫米的安全距离。“一段机头、一段商务舱和部分经济舱，还有机尾，这三个部分可以完成飞机俯仰、空转、颠簸还有一些急降的动作。”

王宝拨表示，在这个项目里，有两点为国内首次尝试，首先是三舱联动，保持误差不超过0.1度的精确度；其次是使用平板来控制飞机，属于国内首创。

此外，英雄机长刘传健有驾驶战斗机的经验，这是否对他处理这次危机有帮助？电影《中国机长》飞行顾问、1976年就参加飞行的老飞行员曹宝春表示，飞行员的训练内容涉猎非常广，“有人曾经做过统计，比如从进入东航到最后成为机长，大概要通过100多次考试，每次考试的通过率大概是30%。可以说，千锤百炼才能培训出一个合格的、遵守规章同时又具备精湛飞行技术的合格机长。”

四川航空培训中心标准部副经理、同为《中国机长》飞行顾问的谢铁民说，要想成为一个机长，从作为飞行员那一刻算起，最少需要8年的时间。

两位顾问均认为，刘传健机长丰富的战斗机、客机飞行经验都促使他成功处置了这个事件。谢铁民说，“刘机长有在部队的经历，教给了他对飞机的理解、磨练了心理素质，部队造就了他能打仗、打硬仗的作风。他从惊吓中恢复之后，在那种恶劣情况下的坚持和信心是很难的。”文/本报记者　肖扬

图书《我和我的祖国》

全景式再现主创团队心路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集结了华语影坛7位顶级导演和50余位优秀演员，组成了“电影梦之队”。该片在国庆节期间上映，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七个故事经过七位导演的生动讲述、精彩表达、艺术再现，让那一个个历史的瞬间变得光彩夺目。

日前，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图书《我和我的祖国》，揭晓电影拍摄的过程，并收录了导演手记。该书以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七个短片为单元，将拍摄脚本、导演手记以及剧照等收集在一起，全景式再现了该片拍摄过程中主创团队的心路历程。

开国大典、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女排夺冠、香港回归、2008年北京奥运会、神舟飞船载人航天以及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该书选取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全民记忆深刻的七个历史事件作为切入点，通过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七位著名导演的艺术创作，以普通人的视角讲述了个人与国家之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动人故事，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表达了炎黄子孙深切的爱国之情。

在同名图书《我和我的祖国》中，电影拍摄的幕后故事悉数向读者揭晓，主创人员也用文字讲述了参与电影拍摄时的心路历程。导演、制片人黄建新在书中坦言：“作为总制片人，从去年 10 月接手工作，陪伴导演们一路前行，终于在今年的 8 月 16 日完成了全部影片的摄制工作。目睹导演们的创作过程，时时被他们真挚的情怀、动情的诉说、激昂的热情所感动，也使这几百个日日夜夜有了崭新的意义。”

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