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忠：那个抓到综艺“门把手”的人

演员何冰有次在综艺节目里提到了一个“抓把手”的概念，他援引了饰演“教父”的马龙-白兰度的例子。后者为了诠释《教父》的那个经典形象，其实暗自“抓了很多把手”：如模仿意大利语发音、往头上抹鞋油、在嘴里塞棉花等等。这些口音及外形塑造上的用功，是演员建立自信的凭据，更是一种“知其所以然”的安全感。

“抓把手”意味着对于传统标准的承继，“传统”一词并不全然指代腐朽与没落，更多的时候它代表着那些与越过门槛有关的经验。在“台湾综艺教父”王伟忠那里，“门把手”的概念同样存在。《连环炮》、《全民大闷锅》、《康熙来了》、《星光大道》，数十年间由王伟忠捧红的综艺档和艺人名角不计其数。他看过太多入庙拜佛的香客，也目睹着这山更比那山高的兴衰变幻，综艺场一切常人眼中诧异愕然的存在到了王伟忠这里，至多一句“只是过程”或者“这很正常”。教父真正担心的事情似乎只有一件，那就是庙堂前面是门庭若市了，但真正能够叩响山门的人却越来越少。

1. 综艺的那套“把手”，今天的人还信不信了？

各个行业其实都是如此，那套标准一直都在，问题只在我们是否还尊重并相信它。梨园里讲“不疯魔不成活”；武行授徒先从扎马步、走行桩开始；踢足球格外强调球感球性；又或者如《爆裂鼓手》里魔鬼导师弗莱彻对小白男主说的那样——“你知道查理-帕克成为‘大鸟’是因为当初乔-琼斯拿着钵往他脑袋上砸吧！”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并不会过时。只是某些时代或者时代的某些年份，它被更浩瀚的集体意识刻意忽视并且遗忘。

在话语权因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逐渐由精英媒体转向自媒体的当下，教父的意义更在信徒和听众是否人多势众，而不在于宣讲的概念本身。就拿传统标准日益式微的综艺界来说，滥竽充数、临时抱佛脚之流非但没有耽误挣钱，甚至钱越赚越多，从业者何必再怀揣那些教化与担当呢？过去的规律是：要先取得艺术上的成就，至少是技术上的成就，世俗价值才能接踵而至；现今不用这么麻烦，成名在望有时只需要放下身段或者成为事发现场。

举世正以一种娱乐至死的狂欢氛围填补空气中尚且存在的空隙，与娱乐精神休戚相关的综艺节目自然是加冕到了时代宠儿的王座上。综艺节目可不可以是纯粹的娱乐？可不可以是行业内部闷声发财的海天盛筵？如果你去问综艺范畴里影响两岸人、最有发言权的王伟忠，他会告诉你当然可以。但是，后面的补充更重要——“我做每个节目，我都知道为什么。我不是不（想）赚钱，我还有些节目也是为纯赚钱，但是我自己要在里面找平衡”。

2. 娱乐上天，综艺下地

即便是在行业内部充斥着敷衍潦草、不思进取的倾向性的当下，作为“综艺教父”的王伟忠仍然对局面保持着足够的耐心。他认为与其指责无可救药的苗头，不如给有想法、有坚持的后辈鼓掌。如果有一天，电视规则真的容不下他所在乎的综艺精神，王伟忠还能返身舞台剧的剧场重建一所综艺的黄埔军校。总之古人早就讲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什么是王伟忠在乎的综艺精神？他的事业究竟是为了什么在努力？这一切在今天的人看来还剩下多少份量？这些命题在王伟忠这里似乎远比探究台湾综艺和大陆综艺的此消彼长要有意义的多！就拿《康熙来了》来讲，这样一个台湾综艺的金字招牌的停播对于王伟忠而言也不过就是一场曲终人散的日常，他唯一的可惜只是由于《康熙来了》已经是连接两岸娱乐业沟通渠道的门户，所以只是在这个环节有些遗憾罢了。

真正令王伟忠感到知音难觅的是如今看似百家争鸣的大陆娱乐产业，这里喧哗造势的一切对于这位“过来人”而言毫不新鲜。那些金玉其外的戏码，他也早就在海峡对面见识过败絮的诸多细节。所以面对腾讯新闻《巅锋问答》的主持人何润锋的那些直中要害的提问时，王伟忠如此解读他对于大陆“综艺热”的思考：大陆综艺的资本导向更重；做创意的人更少；制作费用是天文数字，但从业者灵魂层面的追求、对于节目价值观上的期待则愈发乏善可陈。

由王伟忠担纲制作人的综艺节目，很多即便初衷是为了娱乐，但由于标准和态度上的着力分明，现在回头看却发现它已经成了那个年代文化构成的一部分。抱着严肃的态度去做综艺，综艺才能做好；抱着娱乐的态度去做综艺，做出来的东西注定是一盘散沙。所以不管是综艺还是娱乐，本身也可以是件很严肃的事情，或者说也应当是件很严肃的事情。这个时代的问题不在于板正过头，而在于玩笑开得太大、太过火，太没分寸。所以总有人将潦草当成写意，把出格看作出众，用巧言令色比喻机变，以大而化之指代洒脱，仿佛只有精神层面的追求该被关进黑屋子。

在这个过程中，某些极其重要的初衷被忽视了。王伟忠说过，制作人应基于对时代的把握在综艺节目中选择适当标准。但不管是纯粹娱乐的标准还是严肃规范的标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跟社会互动，是为了反映社会乃至记录时代。娱乐只是手段的一种，而不是目的的全部。

大陆的很多综艺制作之所以忽视了这些，则要归咎于懒惰与贪婪的混合。王伟忠坦言，不管是台湾还是韩国，当年都像大陆一样用“拿来主义”来献祭产业。但那只是一个过程，过程之后有没有找到自己的精神，或者说打不打算找自己的精神，这是问题的关键。同样的例子就像中日足球都存在的“金元热”，当年日本联赛也请天价外援来本国踢球，这看上去和中超的现状如出一辙，但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日本足协是希望外援带动本国球员，而中国商人只是希望外援包办一切，在成绩上拔苗助长。

所以王伟忠格外强调做节目的因果关系，只有当你是抱着明确目的去做节目，才能把这个节目做得与众不同。今天的大陆综艺只是要追求那个“红极一时”的结果，继而不分昼夜、吃相难看地奔波在一条条通往罗马的捷径上，撞翻车了也在所不惜。别人有很好的模式，直接花大价钱拿过来，跳到这个位置上就大赚特赚，赚翻之后自是行业标兵、全民偶像！但你复制的这个对象当初做这个的初衷是什么？一概不懂、不问、不考虑、不关心。在这样的覆巢之下，又岂能真的生出“人才培养”、“创意思维”或者“格局情怀”那几块完卵呢？

3. 是时代需要综艺，还是综艺需要时代？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娱乐综艺，且这种刚需不必尽数相同，这是我们讨论综艺或娱乐必须承认的前提。不过承认归承认，道理还是要讲的：是不是一代人只要被当代的娱乐喂饱了，就可以不管养料到底是什么成色了？综艺节目当然也是很不一样的，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也有“当年蓬矢桑弧意,岂为功名始读书”的，它们共同存在于王伟忠所言的“综艺”二字所蕴含的“多样性”里。但只有那种有温度的综艺，才能真正历久弥新、长盛不衰。除此之外的喧嚣鼎沸，不过是在重复“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式的无意义。

在以“自娱娱人”的制作人自居的王伟忠这里，综艺其实从来都与寓教于乐如影随形。综艺的多样性中最可贵的一面当然不是纯粹的讨巧逗乐，而是借用娱乐这解构主义的天性为波澜不平的社会环境提供一片无伤大雅的缓冲地带。天将亮未亮之时，唯有综艺不易触及最敏感的神经，唯其可作思想启蒙意义上最低成本的试验田。回忆起在台湾“老三台”的经验，王伟忠提的最深也正是这个点：只要你作为制作人，真的敢想敢干，真的有感情、有套路，懂得循序渐进的道理，即便一些媒体长官或者决策者和你的想法不一致，他们也会支持你做一些新的突破。社会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进步的，如果时代的某些行业永远失去了这样的尝试，改变也就永远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发生。

外部环境的松动或者促进固然重要，但王伟忠更关心的是综艺行当自身的积累和意识是否到位了。当大家都习惯于在糊弄观众的磁场里呆得纸醉金迷，在与簇拥的共谋中呆得自我感觉良好，有一天社会真的需要综艺节目来全方位地弥补基础常识普及上的亏空了，却发现各就各位的从业者都不知道门把手长什么样，这才叫做深刻的尴尬。

这个时代扶摇直上的综艺节目大都停在了一个很浅的层面，却自诩已经另立教派（所以无需教父），自诩已经见过天地、见过众生了。靠在这些节目后面的制作人们正在成为主流，正在重新定义评判的标准，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王伟忠提醒他们“见天地、见众生”那是后两个步骤，在此之前到底见没见过自己，难道心里真的没点数吗？但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从他们面对压力时的紧张和那种已经失去分寸的判断上，我们就不难看出端倪。从前的王伟忠们是创造条件也要做节目，要推动；今天的主教们则是千人一面地在限娱措施后面噤若寒蝉，要自我审查，以至于忘记了沟通管道本身的建立并不触及政治正确的红线。

是时代需要综艺，还是综艺需要时代？或者说，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综艺？综艺的门把手又长什么样？推开那扇门更是何等天地，何种可能？一切的答案都在王伟忠那里。他循循善诱、理性温和，即便再深感知音难觅也不会逢人便施“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之类的高级讥讽。面对这么一位可敬前辈，时代为何不去离他更近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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