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交召开＂科学与人文冲突与对话＂研讨会

上交召开"科学与人文冲突与对话"研讨会

作者：  来源：社会科学报   添加时间：2016-05-26 15:26   浏览：46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中外大学共同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如何挽救未来大学真正的核心价值？人文与科学之间愈益加大的鸿沟和冲突能否得到弥合？我们应当如何重新审视大学的管理和转型？这些都是当今的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需要共同探讨的问题。5月13-15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和欧洲科学院共同主办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与对话”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海内外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关于全球人文学科建设的困境、发展以及未来前景。

人文学科是未来真正的“核心学科”

　　大家普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全球技术革新的竞争以及经济利益的追逐中，政府对大学的经费资助一般都投放在自然科学领域，包括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相比之下，人文学科便成了最大的牺牲品。近年来撤销大学的人文学科、减少人文学科科研经费的报道屡见于报端，人文学科日趋萎缩。欧洲科学院院士、《欧洲评论》主编、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西奥·德汉认为这是严重的决策失误。他指出，“首先，在决定技术革新可能带来的伦理边界方面，人文学科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其次，唯有人文学科可以提供一种回顾性或前瞻性‘描述’，这种个人或集体的‘文本’，将使我们理解过去与未来的意义或至少赋予其某种含义；再者，科学研究费用的飙升以及要求快速的投资回报，最终会导致最前沿的和获益最丰的科技成果从大学转移到由国家或私人赞助的专业实验室。而人文学科则不会受其影响，因为人文学科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从大学移出的几率较低。”政府应该更多地资助大学的人文学科，因为人文科学将会成为未来真正的“核心学科”。

　　欧洲科学院院士、克罗地亚科学与人文学院院士米列娜·奇克·弗琦曾长期担任欧洲科学基金会的执行委员，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在基金会通过的一些项目中，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项目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且经费的数量更是无法与自然科学的立项经费相比。这就导致了人文社会科学常常被人们认为是可有可无的。这显然对一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发展是不利的。

博雅教育认识的误区

　　博雅教育在中国常常被称作通识教育。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刘康认为，现代大学把人文社科从博雅教育（Liberal Arts)范围中剥离，暴露了现代化发展的根本矛盾：科学技术的崛起与人文学科的衰落。在西方，博雅教育下各专业领域之间并没有太严格的壁垒，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和平共存。但是，这种看似“和谐”的神话由于把人文学科再细分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而遭到破坏，因为在这一划分中，自然科学受到青睐，而人文和社会科学则被摒弃。在中国，“liberal arts”（博雅教育）通常被翻译成文科，人们忘记了它科学性的一面。自上世纪80年代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划分成了英美大学的内在张力与矛盾。在如今的中国大学中，这种矛盾同样存在并逐渐加剧。就此学者们探讨了科技类高校中人文学科的角色和博雅教育的功能等议题。

数字人文：科学与人文的新型关系

　　面对人文学科受到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冲击，一些人文学者感到忧虑。“后人文时代已经来临，传统的人文主义以及人文学科将受到挑战。”回顾现代中国历史上人文主义的发展演变历程，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王宁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后理论时代”：理论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所不能，所向披靡。近十多年来“后人文主义”理论思潮在西方世界的兴起说明，人类和那些同样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一样，只是自然界万物中的一种，他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自然规律。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合理有效地发展人类自身。他认为，尽管后人文主义的崛起是对人文主义的挑战，但也应加强类似关于数字人文的交叉研究，以弥补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并在这两者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互动和互补的良性关系。特别是对人文学科成果的评价，适当地采用一些科学的量化方法是可行的，但必须与同行专家的评议相结合，才能对人文学科成果以及人文学者本人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为了弥合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冲突，欧洲科学院院士、丹麦奥胡斯大学教授斯文德·埃里克·拉森提出了跨学科研究。他认为，跨学科已经纳入研究者、教师和决策者的主要议题中。因为研究人员所面临的诸多复杂挑战已经超越了单一学科所涉及的领域；同时传统学科的毕业生受到的专业教育跨度不够，在多变的就业市场中已不再占有优势，高等教育体制需要顺势改变。在此背景下，跨学科研究已成为一个不断重新思考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目前跨学科研究中面临着两个问题：其一是“跨学科”这一术语的界定；其二是跨学科研究如何突破现有的学科壁垒，实现学科交叉和融合。

重新审视大学的转型与管理

　　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研究性大学当如何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在书面发言中指出，未来人类社会将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人与自然的冲突，二是文明的冲突。要想应对这两方面的挑战，研究型大学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并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世界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认为，应该加快建设创新型大学并倡议创新型大学携手共建新型创新网络。

　　在大学管理体制方面，欧洲科学院院士、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工商管理教授拉尔斯·英瓦尔基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探讨了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他指出，全球大学都面临着愈发明显的市场压力，且政府对于大学的创新和全面发展的毕业生需求也在不断提高，此外，大学都面临着评估和排名的压力。这种情况下，大学的管理越来越集中于董事会和校长。而根据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思想，这种管理模式实际上忽略了第三方对大学管理的影响，从美国大学的实例来看，这种三方管理模式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避免陷入理论至上的迷途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始，西方文论界走进了以理论为中心的时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19世纪以来科学主义的深刻影响。于是理论的存在变成了不断执着地说明现象、探索未知和预测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认为，当今中国的人文社科领域，以理论为中心的倾向日益扩大。“文学理论的整体气象与文学无关，理论就是各种深奥繁复的非文学概念和范畴，理论就是一大堆名字”，这成为文学理论研究格局的总体写照，突显了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剧烈冲突。

与会的各国学者们普遍认为：无论社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人文学科总是不可缺少的，看不到这一点，一味追求短期的效应会造成人文精神的失落。建立中国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人文学科应该大有作为。这一点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得到证实。近几年来，先后有林毅夫、王宁、何成洲、李零等人文社会科学著名学者分别当选为英国、欧洲和美国的科学院外籍院士，这说明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已经具有了世界性影响和知名度，实行中国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院士制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顶尖的985研究性大学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而欧美国家的院士遴选制也可以供我们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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