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言说的台湾之痛

　　作为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与历史学者廖彦博，写作《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一书，告诉大众，“没有‘二·二八’，台湾不会是今天的台湾作者： 最后更新：2015-03-31 20:55:49来源：法治周末 武杰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现代台湾历史上“最惨痛的悲剧”，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至今仍未消散。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二·二八事件”是当代台湾历史的一个起点。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如此认为。事件爆发后，白崇禧受国民政府派遣，前往台湾宣慰，“止痛疗伤，抚慰民心，弭平动荡”。作为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与历史学者廖彦博，写作《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一书，告诉大众，“没有‘二·二八’，台湾不会是今天的台湾；没有白崇禧，‘二·二八’不知如何收场”。 一声枪响 一场运动

　　据《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这本书中描述，1947年2月27日，台北太平町(今延平北路、南京西路一带)发出的一声枪响拉开了“二·二八事件”的序幕。那是台湾近代史上的一个“巨大悲剧”。在白先勇看来，这是同一民族的“互相残杀”。 1947年2月27日黄昏，台北市专卖局外省籍缉私干员在台北市太平町附近取缔女私烟贩林江迈。在拉扯中，一名缉私队员用枪托将林江迈打得头破血流。此景之下，缉私干员和围观群众发生冲突，流弹意外误伤了围观的陈文溪。在当地颇有声望的陈文溪，纠集愤怒群众，当晚便包围警察局和宪兵团，要求惩办凶手。第二天上午，事态并未平息。更多的群众开始围攻专卖局；同时，大批民众在长官公署前广场向行政长官陈仪请愿，公署卫兵开枪二十余响示警，造成数人死伤。很快，这次请愿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民众益发愤怒，甚至开始四处追打外省人。白先勇说，这段期间，台湾有些曾经当过日本兵的人、一些流氓，以及一些有民怨的人，把一股怨气发到外省人身上。这些人手持武士刀、棍棒等，在街上看到人就问会不会讲日语和闽南语，不会就打，已经失去了理智。在侯孝贤导演的电影《悲情城市》中，聋哑人林文清就遭遇了这一幕。火车上有人要抓他，问他是干什么的。他眼里惶恐，竭力嘶哑地挣扎出三个字：台湾人。那人没听清，举起棍子要打他，幸而家人赶到，对着打手大喊，他是哑巴，你不知道？打手才悻悻而去。在许多历史学者笔下，由于行政长官陈仪在接管台湾后，本省人并没有摆脱“日据时代”末等人的命运，无法在政府机关任高职，甚至没有话语权。外省籍人士与台湾人“同工不同酬”的待遇，也让台湾人感到低人一等，使很多台湾人把行政长官公署视为“日据时代的总督府”，把行政长官视为“日据时代的总督”。因此，一些人挑起的争端，在一般民众对政府不满的催化之下，变成“本省人对外省人肆意、无情的殴打，侮辱和残杀”。 “这使得本省人与外省人的隔阂仍旧存在了数十年才慢慢消除。”白先勇说，而很多传统的本省人，拒绝与外省人通婚的态度，也在近些年才慢慢消除。一次缉私干员与走私小贩的冲突，演变成台湾近代史的“悲剧“。白先勇认为，“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派行政长官陈仪接管台湾，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各种适应不良和弊端。“二·二八事件”可以说是上述问题的“总爆发”，也代表陈仪治理的“总失败”。 “二·二八”的记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台湾光复，台湾自此结束长达50年的“日据时期”。国民政府于10月25日派行政长官陈仪接管台湾，宣布台湾重入中国版图。《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中写道，3月8日深夜，奉命来台增援的整编第二十一师主力在基隆上岸，秩序很快就大致宣告恢复，但是恐怖的暴力镇压、滥捕滥杀也随即展开。白先勇说，这个时候，全台各地“人心惶惶，谣言四起，风声鹤唳”，许多人“音讯杳然，生死未卜”。此时的台湾局面，如白先勇所言，“是个极端敏感躁动的时刻，任何错，可能火上加油”。廖彦博90多岁的祖母，经历过日据时代和“二·二八事件”，在记忆错乱的时候重回当时，警告家人：“最近有事变，出去外面少说话，免得被带走。”可见这段历史对老人来说，是一段无法抹去的伤痛与恐慌。用兵阶段结束，蒋介石派出国防部长白崇禧负责到台湾宣慰。在白先勇看来，如果不是父亲，换作他人，或者采取报复镇压的态度，台湾或将是另一番模样。 1990年2月，台湾“立法院”首次为“二·二八事件”受难者起立默哀一分钟。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第三册首度列入“二·二八事件”。官方出版《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于1995年将台北市的新公园改为“二·二八”纪念公园，并建立“二·二八”纪念碑。时任“总统”李登辉参加落成典礼并正式向受难家属道歉，同年公布《228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行政院”成立“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受理“二·二八事件”补偿申请、核发补偿金。白先勇直言，现在很多民众将“二·二八事件”看做台湾政治人利用的工具，早已麻木。“即使如此，目前两岸关于‘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对白崇禧赴台宣慰这段历史，却没有专门、详尽的讨论。”他说。 白崇禧宣慰16天

　　“我能够活下来，到现在八十几岁，除了天命，也要感谢白将军的庇佑。”“二·二八事件”的纪录片里，萧锦文老人一边说着“我多活了六十多年”，一边摘下眼镜，抹去眼中的泪水。镜头拉回到1947年3月9日，军警逮捕《大明报》社长邓进益未果，而将记者萧锦文带走严刑拷打，在准备送去枪毙的路上，卡车却掉头回到了警察局。而这正是因为白崇禧下达了命令，任何人未经审判，不得枪决处死。 80多岁老人抹不去的泪水洗不净时光累积的尘埃。他是“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幸存者”。白先勇说，白崇禧1947年3月17日抵达台湾宣慰，至4月2日完成任务，飞返南京复命，短短16天。白崇禧的回忆录中提到，他处理的基本态度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对受难者，无论本省或外省人士，都心存哀矜，希望息事宁人。为了还原白崇禧奉命赴台宣慰的前因后果，白先勇和廖彦博以小时为单位，记录他的行程，包括从南到北的旋风式宣慰谈话、受民众求见、接见林献堂等地方人士、查明“二·二八事件”等。书中记录，3月17日，抵达台湾当天，白崇禧与陈仪商谈，接见台籍国民参政员林献堂，了解情况。并在当天向全省同胞广播，“顷望全台同胞遵纪守法”，“在不违背宪法范围及民族利益的前提下，中央无不尽量采纳同胞意见”，对图谋不轨者“决予承办外，其余一律从宽免究”…… 在台湾的16天，从北到南，白崇禧到处广播演讲，宣扬政策。白先勇在书中提到，父亲这些讲话，起了稳定民情、约束军警的效应。除了“禁止滥杀，公开审判”的命令，影响了许多个人及家庭的命运之外，涉事青年学生免究既往，安抚外省公务员等其他几项原则方针，也有重大意义。不仅如此，白崇禧还提出很多提议，如把台湾改成省政府制度，将行政跟军事分开；同时还建议重用本省人。不仅如此，为了族群融合，他鼓励通婚，在土地改革等其他方面也提出建议。即便如此，白先勇认为，台湾人本省人仇恨外省人，甚至对内地的敌意，亦有“二·二八事件”之阴影。他说：“68年过去了，这种伤痕并没有完全消除，却是一些政治家野心操控、有心利用的原因。只有还原全部真相，人民才可能有全面的了解、理解，才可能最后达到谅解。” (本文参考了《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