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略原创]刘志鹏:国企解困,机制重于减负

[正略原创]刘志鹏:国企解困,机制重于减负

上市银行－全文略读：具体操作手段有两种，一是直接将银行对企业的债权转为银行对企业的股权，银行将股权交给资产管理公司，由资产管理公司管理，银行再从资产管理公司处获得股息和分红；二是银行将债权卖给第三方，第三方再将这一笔债权变为股权...

今年两会期间，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目前有关银行资产“债转股”事宜在进一步研究中。随后，中国的各大银行在不同场合均表示期待政策正式落地，并将根据即将出台的政策，积极审慎地推进商业化债转股，服务企业去杠杆，同时降低银行风险。

回顾1998年启动的不良贷款政策性转股，主要也是为了解决国企的脱困问题。具体操作手段有两种，一是直接将银行对企业的债权转为银行对企业的股权，银行将股权交给资产管理公司，由资产管理公司管理，银行再从资产管理公司处获得股息和分红；二是银行将债权卖给第三方，第三方再将这一笔债权变为股权。对一般的市场行为而言，当投资人愿意成为一家企业的股东时，必然是对这家企业拥有信心，并期待投资能得到保值与增值。对困难国企的债转股显然不属于以上行为，其主要目的是去杠杆并免除相应的财务费用负担。

笔者认为，针对当前我国部分行业相当普遍存在的国有企业脱困减负问题，还应仔细分析这类国有企业的困难原因，对症下药才能避免扬汤止沸甚至是饮鸩止渴。中国的国有企业主要可分成公用事业型、服务型和竞争型三类。公用事业型国企主要强调社会效益，以满足公众需求为首要目标，军工是较为典型的代表；服务型国企则强调完成国资的战略目标，兼顾经济效益，如石油、电信。以上两类国有企业一般具有垄断或半垄断特征，所以不存在脱困问题。而竞争型国企，则主要强调经济效益，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专业技术及核心竞争力为生存基础的企业，而这类企业目前又广泛存在于煤炭、钢铁、机械等产能过剩行业。我们进一步分析，部分企业之所以在“十二五”初期，通过大规模银行负债进行未经充分论证的产能扩张，进而面临生存困境，其原因主要是基于两点：一是这些企业要承担主管政府的行政性指令，完成各类社会任务指标，被动执行任务。二是企业家及员工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生死存亡关联度不高，缺失选择说“不”的主动性。而当前国家出手推行债转股，则如同为企业的经营失误买单，“奖懒罚勤”，进而很可能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

笔者认为，针对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应加大力度推进机制层面的改革，打破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束缚，还原其应有的竞争要素，切实发挥企业员工的内在动力，才能打造企业的经营能力，进而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益。

潍柴是目前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汽车及装备制造集团之一。集团在全球拥有员工5.5万余人，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1073亿元，名列2014年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第2位。但是20年前，潍柴同现在的很多国有企业一样面临着经营困境。1992年，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急剧转换以及国有企业的管理问题，导致潍柴销售收入直线下降，1996年下半年至1998年，潍柴欠息、欠费、欠税3亿元，职工连续6个月发不出工资，企业资产负债率98%，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

1998年，初掌帅印的谭旭光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大刀阔斧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是管理体制改革。潍柴建立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管理机制。并根据市场环境的要求精简机构，把34个管理部室削减掉13个，有349名科级以上干部被免职，400多名管理人员被分流，将过去的700多名管理干部精简到200多名。同时，潍柴建立双向选择，全员竟聘的用工机制，3000多个岗位被取消或合并，在岗职工由13600名压缩到8000人左右，减幅达40%。另外，潍柴建立了岗位工资，经费包干和绩效奖惩的分配机制。厂级领导干部和具有对外职能的内部单位负责人实行年薪制。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实行聘任岗位工资制，以岗定薪，岗变薪变，一线生产人员实行计件工资制，多干多得。之后，潍柴又推动职称改革，建立评聘分开，动态管理的职称评定机制。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职称评定，不再注重学历和论资排辈，而是注重成果、注重效益，高职可以低聘，低职可以高聘。2002年，潍柴又推行“三三股份制改造”，将1/3的企业资产和职工随斯太尔主营业务剥离出来，成立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按照现代化的公司治理模式推动部分高管层和核心管理技术人员持股,积极推向资本市场。1/3的原企业中速机业务和职工留在老潍柴，形成中速机生产基地，剩余的非总装零部件厂及三千多名职工，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带资分流，实行民营化转制。机制的变革以及减员增效使得潍柴的经济效益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到2004年潍柴在香港上市之际，潍柴实现了化茧为蝶的蜕变。企业销售收入从98年的5.7亿元增加到100亿元，利润从98年亏损7000万元增加到盈利9亿元，职工年均收入从98年5000元增加到32000元。

潍柴18年前开始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对当前的任何一家竞争性国企都仍然有教科书般的借鉴作用，因为企业管理的内在本质规律并没有发生改变。单一个体永远都是其自身利益的守护者，只有当个体利益与集体的利益相一致时，整个团队的帕累托最优才能实现。

即将重启的债转股，初衷是对众多负债国企施援手于水火，但这种家长式的呵护要挽救过剩产能行业的诸多困难国企，恐怕会是杯水车薪。没有凤凰涅�、浴火重生的决心和勇气，企业股东易主之后的公司治理、内部运营只会进一步复杂化。所以，我们更应坚定的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从制度层面减少对企业家及员工团队的束缚，使企业形成适应国内外市场竞争环境的自主经营、规范决策、自我约束、自控风险和创新发展的良好生态，国有企业的春天也就自然会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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