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获奖者访谈：照片背后是一整个世界的心酸

普利策获奖者访谈：照片背后是一整个世界的心酸

2016-05-30 14:19:36 来源：东方网

2013年6月1日，伊斯坦布尔贝西克塔斯街区的一次抗议活动中，一位示威者不顾土耳其警方投掷催泪弹继续示威。上万人聚集在一起抗议政府拆除伊斯坦布尔中部的格济公园，同时表达对政府政策的不满

记得第一次看到daniel etter的摄影作品时，不是在杂志、报纸上，也不是在网站上，而是在推特上。2013年5月，伊斯坦布尔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社交媒体都被相关消息刷屏，突然间这张一个手握土耳其国旗的抗议者的照片就出现我的消息推送中。我立刻被照片传达的情绪和抗议者挑衅的肢体语言震惊了，抗议者周围都是催泪瓦斯。这张照片立即走红，在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转载。现在甚至有人根据照片中的人物做成了一具雕像。“我没想到照片能这么火。”etter 告诉我说。

etter有拍摄爆红照片的诀窍。一位摄影师拍摄出一张爆红的照片就很幸运了，拍摄两张几乎就是闻所未闻的事情。然而etter做到了，只是这次的题材是难民危机，而且这张照片刚刚获得了普利策奖。最近，我对etter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专访，以下为具体内容。

2015年8月15日，安全抵达希腊的科斯岛后，伊拉克巴格达难民laith majid搂着儿子taha和女儿nour流下了喜悦的泪水。这群难民从土耳其的旅游胜地博德鲁姆镇出发，乘坐一艘橡皮艇渡海。这艘橡皮艇上挤满了12个男人、女人和儿童，在旅途中橡皮艇还发生了漏气事故。

patrick witty：你为什么选择摄影行业呢？daniel etter：我觉得与我（35岁）同龄的新闻摄影记者都会告诉你相同的原因：第一次观看关于詹姆斯•纳赫特韦的纪录片《战地摄影师》时，我心里就种下了摄影的种子。当时，看到纪录片里孤独的詹姆斯•纳赫特韦为了拍摄一张影响世界的照片而苦苦追寻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知道这也是我想做的事情。

在多年的摄影工作中，当初那个浪漫的想法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努力发挥出一个摄影师应有的影响力的理念。事实上，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鼓起勇气前往世界各地去追寻自己的理想。

2013年6月1日，一个抗议者将一个催泪弹扔向伊斯坦布尔的警察。上万民众聚集在一起抗议土耳其政府拆除伊斯坦布尔中部的格济公园，同时表达对政府政策的不满。

patrick：在过去的几年里，你拍摄的几张照片都被广泛传播。你在伊斯坦布尔格济公园抗议期间拍摄的那张照片被反复转载，取得了很大的影响。给我讲讲那张照片的拍摄过程吧。daniel：格济公园爆发抗议活动的时候，我正在前往乌克兰的路上，准备去那做一个摄影项目。在基辅着陆的时候我查看了下新闻，决定立即返回。当天的抗议活动就发生在我住的公寓前面，只是比伊斯坦布尔平常爆发的抗议活动规模更大。

我回来的当天晚上，抗议者朝着时任总理的埃尔多安的办公室游行。警察试图用催泪瓦斯将他们挡回去。虽然我戴了防毒面具，但仍感觉呼吸困难。

抗议者将附近一个露天足球场的移动围离搬来做路障，不过由于催泪瓦斯太浓烈，大部分人都躲在路障后面。有一个男子一直努力越过金属护栏，挥舞着一面土耳其国旗，直到最后倒下。这就是广为传播的那个场景。

图为一所学校里的母亲和她新出生的孩子。这所学校收容了150个难民，都是为躲避叙利亚阿勒波的战乱而逃过来的。

patrick：我看到你晒过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人用那张照片做了纹身图案。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反复转载甚至被做成雕像是什么感受？daniel：一方面，看到这张照片对这么多人来说如此重要我很满足，同时也感到谦卑。另一方面，我还感到一丝忧伤。格济公园抗议是土耳其近期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最终的结果也没有像抗议者期望的方向发展。

埃尔多安的政府比之前更加独裁，近年来对批评声音的压制也是史无前例的，无论批评的声音是来自记者、科学家还是艺术家。类似格济公园抗议这样的事件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即便是小规模的和平抗议，如果稍微偏离政府的要求，一开始就会遭遇高压水炮和催泪瓦斯的镇压。

2010年10月21日，在印度梅加拉亚邦贾因蒂亚丘陵的一个矿工营地上，12岁的durse（左）和6岁的nunu在一起玩弹弓。durse在煤矿干活。据非政府组织脉冲的统计数据，共有7万个儿童在贾因蒂亚丘陵的煤矿工作，那里的工作生活条件极为恶劣。

patrick：你认为这张照片引起大家共鸣的原因是什么呢？daniel：那次抗议活动是民众对当时隐约可见如今已成真的独裁主义的反抗。对他们来说，那位孤独的抗议者的身体语言很好地表达了他们的心声。他代表着民众对土耳其共和国民主理念的支持，无论遭遇多大的阻拦。

patrick：伊拉克难民laith majid和家人安全抵达莱斯博斯岛的照片令人心痛不已，这张照片也得到疯狂传播，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daniel：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媒体才刚开始关注从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涌入希腊岛屿的大量难民。公众只知道难民是乘船过来的，还不清楚在深夜乘坐那些脆弱的橡皮艇渡海是什么概念。

拍摄这个场景的时候，天还没亮。我知道应该把这个时刻拍摄下来，但是想要聚焦很困难，在弱光条件下我的相机无法自动聚焦，而且难民们还在不断移动。

2011年9月2日，黎波里的利比亚人欢庆卡扎菲倒台。

我用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抓拍的这个时刻多么具有感染力，几个小时之后我突然被照片传达的强烈情绪击倒，后来我把这张照片随身带了许多天。

因此，我深知这张照片对于我的意义，但它引发的反响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张照片在脸谱网和推特上被分享了数百万次，许多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据这个家庭表示，许多国家都愿意为他们提供庇护。

patrick：这张照片让我很有感触，尤其是作为一位父亲。孩子们被父亲紧紧拥抱着，父亲眼睛中流露的情绪非常强烈。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laith说，他哭的时候你也在哭，给我讲讲当时的情景吧。

daniel：在摄影的职业生涯中，我遇到过无数令人心碎的故事。大多数情况下，我会与他们保持距离。毕竟，我是带着任务去拍摄的，太过情绪化反而不利于拍摄。不过，有些故事，有些特殊的时刻，我实在是忍不住。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时刻。

2012年11月7日，在塞尔维亚苏博蒂察市的郊外，一个阿富汗难民从田里的一颗果树上摘水果吃。许多难民和移民都试图通过巴尔干群岛进入欧盟的北部地区。

patrick：laith和家人到德国后情况并不好，给我讲讲他们的情况吧。

daniel：到达柏林后，他们被寻求庇护的难民数量惊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很混乱，移民申请也一再被延期，住房非常拥挤，没人知道他们在德国是否还有未来。

几周前，laith的母亲去世了。再加上在德国的生活不顺利，他决定返回伊拉克向母亲做最后的告别。他妻子不让他一个人回去，因此他们带着最小的孩子回去了。

他们受到巴格达军方的威胁和敲诈，因此无法返回家乡巴格达，于是不得不选择离开。现在他们生活在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艰难地开启新的生活，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埃尔比勒是一个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城市。

讽刺的是，我是在获得普利策奖之后试图联系他们时才得知他们的消息的。这张照片是我们为《纽约时报》的难民危机专题投送的作品的一部分。我想跟他们分享获奖的消息，但是无法接通他的德国电话。几天之后我才得知其中的原因。

2015年11月22日，在塞尔维亚普雷塞沃的一个火车站等待一趟前往克罗地亚边境的火车时，dawriya makhsin（中间）依偎在姐姐hadla makhsin身边。他们是来自伊拉克辛贾尔镇的亚齐德族难民。

patrick：你报道难民危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什么吸引你如此关注这个领域的报道呢？

daniel：起初我把难民危机当作一个单一的题材看待：难民们忍受着千难万险，希望过上我们欧洲人或美国人享有的美好生活。对我来说，这已经充满吸引力了。

不过，现在我认为难民危机更像是令人担忧的经济发展暴露出的一个症状。在这个地球上，人类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所有70亿人想要达到西方社会的生活水平是不可能的。此外，气候改变已经对人类产生了不良影响。再加上贪污腐败和独裁式的统治，难民危机就爆发了。

最近我去了叙利亚的拉卡省，那里到处都是尘土飞扬的田地和过度放牧的草原。我不是说叙利亚内战是由气候改变引起的，但我敢肯定气候改变一定是导致内战的一个因素。我认为如果情况属实的话，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冲突爆发。

如果我们不想办法解决这些全球性的问题，寻找到更加公平的分配资源和财富的方法，人们就会想办法从贫穷、不安全的地方转移到富裕和稳定的地区。对于这个问题，符合逻辑但又不人道的短视做法是修建隔离墙，但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解决的是发展的核心问题。不幸的是，无论是德国、法国还是美国，目前正在崛起的都是朝着相反方向寻求解决方法的政党或政客。

2016年2月17日，在叙利亚迪什林大坝附近的一个武装据点，一个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士兵放飞了一只白鸽。

patrick：你现在是农场主？听起来不错。

daniel：是的。我在西班牙北部购买了一个小农场，林地、果园和田地都有。现在这个农场还不能带来商业效益，不过我计划把它改造成一个小规模的有机农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根据我的想法而采取的实际行动。在全球范围内，欧洲和美国生产消费食物的方式是无法持续下去的。除了这一点，我真的很喜欢在西班牙生活，而且从西班牙返回德国也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