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公200年：一个湘人的国家历史

19世纪中叶，发生在中国南方的一场规模浩大的反叛运动将骁悍、坚忍的“湘人”推上历史舞台。 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湘人”一直担当着中国政治的主角。左宗棠正是那个时期崛起的政治新势力的代表人物。 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 无论是国家主权捍卫，还是国家经济建设，左公的影响都举足轻重。 然而，在他身后的历史时期，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左公的身份也被进行过不同的解读。

1981年6月12日，星期五，北京城西北郊的中国人民大学。上午九点钟，该校清史研究所30多岁的硕士研究生杨东梁，接待了专程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马丁。

这是一次经过人大校长办公室慎重安排的会面，大约90分钟左右气氛严肃的谈话，主题只有一个：四个月前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学术文章——《海防与塞防之争浅析》。杨东梁是此文作者。

稍稍知晓晚清历史的人都清楚，“海防与塞防之争”，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前后，多面受敌的清廷高层内部就边疆战略问题爆发的一次空前激烈的大论战，当时炙手可热的两位封疆大吏左宗棠和李鸿章，是论战双方主将。

一位美国驻华使馆官员，为何会对上百年前那场中国政府的内部论争，兴趣如此浓厚呢？

风波：一场美国外交官要求的会面

整整31年过去了，现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专家的杨东梁，依然记得与那场特殊会谈有关的几乎每一个细节。

那一年早些时候，人民大学校方突然接到北京市外事办公室通知，美国驻华使馆参赞陶汉和一秘马丁，希望在北京饭店宴请他们在读的学生杨东梁，时间是4月10日。

北京饭店是当年举办国务活动和外事接待的极少数高级酒店之一，主客两方的“身份”又如此不同，这可让人大校方领导大伤脑筋了。那时候中美正式建交才两年多一点(自1979年元旦起)，多年舆论宣传所塑造的“美帝国主义者”强权的阴险形象仍然在中国大多数民众乃至知识界心目中根深蒂固。

经过商讨，校方最终决定：要见面可以，但杨东梁不能去北京饭店，请美方择日到学校来谈。美国使馆同意了学校的要求，只是参赞陶汉因日程安排不能一同前来。

那次推迟了足足两个月的谈话结束后，杨东梁当天就向校方整理提交了一份汇报材料。材料中记载，马丁最想知道的是，杨东梁为什么要写那篇文章？是不是有关部门领导事先组织，或报社编辑部预约的？因为“《光明日报》是很有影响的报纸，它的政治性是很强的”。

从马丁口中，杨东梁才第一次听说，他的文章当年2月10日刊发时，立即引起美国国务院的重视，文章译成英文后，他们做了认真研究，有些人认为，中国内部在对苏联、对中国台湾的态度上，出现了类似“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分歧，而该文“反映了中国政府的观点”，即对付苏联比对付中国台湾更重要。

马丁承认，美国国内仍习惯于从中国官方报刊上的言论来分析中国的政策，他特别指出，杨的文章中有一段话：“当时台湾事件了结不久，东南海防已非燃眉之急。相反，西北边疆却是大片国土沦丧，而且事态还在继续恶化。”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1981年，中美这对刚刚度过建交蜜月期的新战略伙伴，因美国根据其《对台湾关系法》坚持向台出售武器，导致两国关系出现了裂痕和危机。就在马丁登门拜访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研究生杨东梁后没几天，时任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访问北京，试图解释美国在与中国台湾维持非官方往来方面的政策。

潜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杨东梁，实事求是地回答，自己所做的是历史论文，不是政策、政治论文，观点只代表个人的研究所得，至于文章中提及的“台湾事件”，是指1874年日本对我国台湾岛的入侵，并非影射现实。

尽职尽责的马丁先生回去后怎么向美国国务院汇报，杨东梁不得而知。时过境迁，这位穷半生心血精研左宗棠史迹的学者回忆说，当年那段小插曲，只是冷战期间中美关系转折的特殊产物，但那也让他开始意识到，一度“靠边站”的历史人物左宗棠，并非仅仅属于那个已逐渐远去的时代。

正名：一位开国上将的关心

杨东梁是湖南岳阳人，1978年作为文革后首批招收的研究生，入读知名历史学家戴逸主持的人大清史所。

与马丁会面之后大约两个月，杨东梁完成了硕士论文初稿《左宗棠——我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主义者》。今天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样的题目有点平淡无奇，但当年敢于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洋务派的大官僚”左宗棠正名，已属难得突破了。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论文打印出来不过20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即看到文稿，并在扉页上批注，“我深觉杨东梁同志写得好，读了甚获教益。”原来，这是经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余绳武、刘存宽两位老师建议，由供职于外交部中苏边界谈判办公室的鲁桂成(后出任驻白俄罗斯等国大使，现为外交部档案馆馆长)转呈王震的。

王震是湖南浏阳人，1949年底至1950年初奉命率第一野战军西征，进驻新疆，据说所走的正是大半个世纪前左宗棠麾下老湘军入疆的路线。这位中共开国上将一向极为推崇左宗棠力战收复新疆之功，主政新疆期间(1949年~1953年)，成立生产建设兵团从事开垦，其制度延续至今，其中依稀可见当年左氏治疆策略的影子。

受到鼓励的杨东梁更加用功，比如400多万字的《左文襄公全集》(左宗棠谥号“文襄”)，他前后通读了3遍。1985年8月，左宗棠辞世100周年前夕，在那篇硕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专著《左宗棠评传》出版，王震翻阅过该书后，亲笔复信，称赞杨“治学态度严谨，搜集史料丰富”。

得到王震特别关照的，还有左宗棠的后人。

据左宗棠曾孙左景伊回忆，1983年夏天，家族中人有意修复文革期间遭盗墓贼毁坏的左宗棠墓(位于长沙市郊)，但一来族人手头都不宽裕，二来社会上对其先祖的评价仍存争议，大家不敢贸然行动。当时任教于北京化工学院，已是国内腐蚀与防护领域一流专家的左景伊，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给王震写信求助。

不到一周之后，王震约见了他，表示修墓之事已通过国务院转告湖南地方办理，让他不必再操心，还送他一套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左文襄公年谱》。喜出望外的左景伊征得王震同意，把那次谈话内容整理成文，以《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闪光》为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此后，国内掀起“左宗棠研究”热潮。1985年11月，长沙举行左宗棠逝世100周年纪念会暨左墓修复落成仪式，77岁的王震亲临会场，再次公开表态：“左宗棠为中华民族立了大功，有功就是有功嘛！评价历史人物，账不要算得太细，搞得太繁琐，有些事可以求大同，存小异，发扬百家争鸣的精神。”

沉浮：一本美军上尉的历史传记

王震将军并不是第一个击节赞赏左宗棠军政才能及有功于中华民族的职业军人，马丁先生也不是第一个对与左宗棠有关的那段历史刨根问底的美国人。将近半个世纪之前，一位名叫W.L。贝尔斯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走在了他们的前面。

1937年初，当19岁的左景伊刚刚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自长沙赴京求学之时，40岁的贝尔斯上尉在上海印行了英文版的研究专著《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这是外国人所写的最早一本左宗棠传记。

关于贝尔斯上尉的生平，留存下来的资料极为有限，只能从他为该书写的前言中得知，他跟后来大名鼎鼎的史迪威将军(当时还是史迪威上校)来往密切，这本书是在其提交给北平中文学院论文初稿的基础上写成的。

抗战爆发后，左景伊随清华大学南迁，后转入设在重庆的中央兵工专门学校大学部，立志成为军工人才报效国家。那时候，他读到了贝尔斯写的左宗棠传。在他印象中，这位外国作者很难得地查阅了许多中国史料，包括一些野史，对他曾祖父的事迹尤其是军事成就描述详尽，评价也甚高。

不管是身为家族后人的左景伊，还是后来的近代史学者，都认为从纯学术观点看，贝尔斯上尉的研究谈不上多有深度和特色。但在中国再一次遭遇强敌入侵，面临亡国之灾的紧要关头，重提左宗棠强硬反击外侮的事迹与精神，毕竟有着特殊的鼓舞作用。

而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作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盟友访华，路过兰州(左宗棠以陕甘总督身份指挥新疆收复战期间，曾驻节于此)时，也发表演讲称：“左宗棠是近百年史上世界伟大人物之一，他将中国人的视线扩展到俄罗斯，到整个世界……我对他抱有崇高的敬意。”

贝尔斯本人则感叹说：“左宗棠去世后的大约25年间，社会的迅猛发展导致大清帝国的衰亡，这个趋势进一步掩盖了左宗棠为挽救帝国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于是他很少受到关注，几乎被人遗忘。”

但是他又断定，左宗棠的生命历程，处于中国迅速发生新旧交替的时期，他的重要性，随着人们对他生平奋斗的认识加深，将会与时俱增。正如贝尔斯所言，生前在朝野享有崇高威望的左宗棠，身后声名，几度浮沉。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夏秋中法战争期间，74岁高龄的左宗棠，临危受命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不料病逝于福州。3年后，他的子孙和门人开始收辑其遗稿，历经近10年，于1897年刻成《左文襄公全集》，这成为后世研究左宗棠生平的最翔实参考资料之一。贝尔斯版“左传”，主线就是依据该《全集》所附逐年逐月记述事迹的《左宗棠年谱》。那段时间，整个清帝国上下都在缅怀、歌颂这位中兴名臣的伟大功绩。

但辛亥革命前夕，以同盟会为首的革命党人提出的核心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清政府服务的汉族官员，尤其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重臣，一概成为“汉奸”“叛徒”。“为虏将兵，以敌洪氏”成了擅长打仗的左宗棠的主要罪名。

抗战8年，同仇敌忾，左公功业，再受瞩目。不过后来，出于可以想象的意识形态框框和政治现实需要，官方对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有意拔高，独立性渐弱的学术界亦步亦趋，曾、左、李及湘淮军事集团，就无可避免地堕落成镇压革命运动的“万恶不赦的刽子手”了。

余音：一个坎坷家族的隐秘传承

1938年11月12日，日寇自岳阳南下，长沙地方守军因仓促执行“焦土抗战”政策，引发惨烈的“文夕大火”，烧了5天5夜之后，长沙全城尽成废墟。左宗棠留下来的司马桥故宅(左氏至交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合资购买转赠)，包括珍藏的一套《左文襄公全集》，均遭大火焚毁。本来聚族而居数十年的左家4房(左宗棠有4子)，从此各奔东西。

在这栋老宅里生活了十余年的左景伊，此后求学、工作，辗转各地，最终落户北京。文革期间，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度“发配”到曾祖父奋斗过的兰州进行改造。1983年与王震那次长谈后，长期醉心于化工研究的他，开始留意钻研先祖的事迹，除浏览正史及前人研究著作以外，还通过家族中人搜集各种素材逸闻，积十年之力，写成40多万字的《左宗棠传》一书。这是迄今为止左氏后裔撰写的左宗棠传记中，资料最详尽扎实的一本。2006年8月，年近九旬的左景伊去世。

左景伊之子左禹，现任教于北京化工大学。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他回忆说，上中小学时，他跟同龄人一样，都相信左宗棠是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坏蛋”，平时也不敢向人提及自己的家族渊源。直到20世纪80年代，左宗棠又变成了“要一分为二地看的有功之人”，这样的顾虑和阴影才慢慢消散。

30多年前为左宗棠“正名”出力甚多的杨东梁，如今正在抓紧撰写新版的左宗棠传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对左宗棠个人的行事和思想，以及其所处的特定时代，都应该有更全面、客观的研究和评判，让学术回归学术，尽可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