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周公建制的历史意味和人文影响

　　第二章 周公建制的历史意味和人文影响

　　被《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的《淮南子》，是一部趣书。淮南王刘安显然比他曾祖父刘邦文雅多了。几代王子王孙的传下来，少了许多流氓气，多了一股公子哥儿式的玩票热情。作为一个文化人，刘安是相当肤浅的。不仅对老子的《道德经》一知半解，还时不时地会被孔儒观念所左右。作为一个史家，刘安的《淮南子》远远及不上《史记》那么规模浩大，那么井井有条，可说是散漫随意，杂乱无章；并且还不是自己的独创，而是纠集一帮门客做成的玩票之作。但文化票友也有文化票友的长处，就是没有功利心，没有野心，没有司马迁那种要做大圣人的急切和紧迫。《淮南子》的写作心态相当放松。正是这样的放松，无意间道出了司马迁道不出的历史细节。比如，有关周公，司马迁是完全仰视的，就像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老百姓敬仰毛泽东；而刘安及其门客虽然也很把周公当回事，却没有像司马迁那样毕恭毕敬，就像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老百姓谈论毛泽东。《淮南子》因此提供了《史记》绝对提供不了的角度和细节，写出了栩栩如生的周公形象。

　　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文王，洞洞属属，而将不能，恐失之，可谓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负扆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四海，可谓能武矣。成王既壮，周公属籍致政，北面委质而臣事之，请而后为，复而后行，无擅恣之志，无伐矜之色，可谓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变者，所以应时矣。

　　－－《淮南子•氾论》

　　以周公的事功立德来论证老子之道，实在太不专业，充其量不过文化票友的水平。但是有关周公的一生三变，却写得玲珑剔透，其生动，其准确，足以让《史记》塑造的周公形象黯然失色。

　　二十世纪经历过社会主义的中国读者，读完这段文字，一定会想起周恩来。尤其是周公奉侍乃父文王一段，“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文王，洞洞属属，而将不能，恐失之”，几乎就是周恩来追随毛泽东的公元前西岐版。假如可以按照西方人文学者卡西尔那样把人称之为文化动物的话，那么周公乃是中国历史上顶尖级的政治动物。能屈能伸，能高能矮，能上能下，能左能右；能做他人助手，也能独挡一面，主持大局；满面含笑，威而不露；平易近人，摄人魂魄。这类人物是天生的演员，每时每刻都在某个特定的角色里。专业演员进入角色有时还需要用头脑思考一下，这类人物却仿佛一出娘胎就落在上苍指定的角色里，投入到了不加思索的地步。

　　周公这样的人物可不是五百年出一个，就历史记载而言，几千年来，最像周公的，也就是周恩来。从周公到周恩来这几千年的光阴里，在形象上类似周公的有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在事功上接近周公的有清朝同治中兴栋梁曾国藩。汉末的曹操曾经想学“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此君吐哺的胸怀后来也只有曾国藩可及，天下归心却无从说起。一场赤壁之战，让他心灰意冷。

　　即便是周恩来，也没有学到周公的全部本事。周恩来只不过一介演员，不具备做编导的天赋。而周公既是演员，又是编导。演和编之间，在文字上仅一字之差，在境界上却是天壤之别。因此，有关周公此人，除了周恩来式的操作能力，还得加上列宁式的理想主义狂人气质。

　　周恩来当然也是理想主义者，据说临终前还在哼唱《国际歌》。但周恩来骨子里是个非常务实的操作者，不具备列宁式的想像力。这是周恩来不得不仰仗毛泽东的地方。毛泽东有想像力，但不是列宁式的书生意气，而是刘邦式的，朱元璋式的，其中混杂着太多的草根性和流氓气。相比之下，斯大林是个毫无想像力的高加索流氓，集中了俄罗斯人最为负面从而最为丑陋的品性。

　　列宁的代表作是《国家与革命》。在那部极其疯狂却又极富逻辑性、思路非常清晰的著作里，列宁设计了整个二十世纪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名的暴力革命蓝图。相比之下，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只有疯狂，没有条理。列宁不啻是苏维埃的缔造者，更是二十世纪中叶的欧洲恐怖主义的祖师爷。那些欧洲恐怖主义分子，大都是非常有头脑有文化的左翼青年。这跟中国历史上聚啸山林的草寇截然不同。

　　周公当然没有写出《国家与革命》那么极具逻辑性的政治纲领，但他在一个个诰令里体现出来的，也同样是设计者才具有的了然于胸，全局在握。比如《康诰》所记载的周公形象和对其弟康叔姬封的那番教导，一面强调“丕显考文王”，即发扬光大其父文王的文治德政，一面十分自信地声称“天乃大命文王”，好比共产党人高唱《国际歌》时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一样。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王曰：“呜呼！封，汝念哉！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

　　－－《尚书•康诰》

　　周公如此这般的自信，在《梓材》所录的演讲中更为突出。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为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尚书•梓材》

　　“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周公此言，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民众几乎听厌了的“永保红色江山万年长”，“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一类言词之相像，不过文言和白话的区别而已。周公阴魂，千年不散。人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对江山对权力的贪婪，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信念上的极度坚定。政治家和政客的差异，也许就在于信念的有无上。就像艺术家会为某种色彩、某段旋律而疯狂，政治家通常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不顾一切。列宁的十月革命不顾一切，周公建制也同样不顾一切。

　　周公姬旦确实是个人物。孔丘像个小女人狂爱大丈夫那样的膜拜周公，并非毫无来由。除了口口声声先考文王，周公内心深处不以其他任何人为然。比起其兄姬发，周公没有姬发那种“妇人之仁”；而比起军师姜尚，周公又有姜尚所不具备的治人先治心本事。这里再引一段《淮南子》的记载。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之见终始微言。

　　－－《淮南子•齐俗训》

　　即便是不像司马迁那么仰望周公的刘安一伙，也对周公佩服得五体投地：

　　昔武王执戈秉钺以伐纣胜殷，持笏杖殳以临朝。武王既没，殷民叛之。周公践东宫，履乘石，摄天子之位，负扆而朝诸侯，放蔡叔，诛管叔，克殷残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后文，非意变也，以应时也；周公放兄诛弟，非不仁也，以匡乱也。

　　－－《淮南子•齐俗训》

　　但周公也有周公的克星。比如伯夷叔齐，比如箕子或者后来的老子。周公可以征服天下，让孔丘那样的小可怜爱得死去活来；周公却征服不了伯夷叔齐，更不用说面对箕子的尴尬。而后来的老子，整个一部《道德经》，有关政治哲学方面的论述，几乎全都是指向周公的针贬。当年伯夷叔齐和箕子他们没有对周公说出的话，全都由老子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无为而治”针对的是周公的有为而治，有备而来；“小国寡民”针对的是周公的中央集权大一统。正如周公建制为中央集权作俑，老子的小国寡民乃是历史上最早的以汉语文字表达出来的联邦政治思想。任何话语，抽掉语境就会变成莫名其妙的废话。几千年来，人们为什么始终没有真正读懂小国寡民一说，就是因为不明白此说的语境是什么。周公建制是老子小国寡民说的历史语境。读老子《道德经》首先要读懂商周之交，读懂周公建制。反过来说，读懂商周之交又以真正理解《道德经》为前提。

　　正如列宁主义是被一个世纪的鲜血所解构的，周公的专制集权是被三千年的苦难所动摇的。也许是看出了历史的这种命运，伯夷叔齐断然出走，箕子对姬发说完“洪范九畴”悄然离去。即便是后来的老子，写完《道德经》之后，也骑着青牛默默地出关远逝。

　　至圣无言。中国历史上的圣人，精妙思想尽在不言之中。因为许多圣言，一说便俗。箕子不愿当面指责武王不知其非，伯夷叔齐也是到了在山里之后才不无悲怆地唱出他们的非议。圣人说话总是相当的留有余地，不愿落入俗套。人们听懂了就听懂了，听不懂的，也就只好永远听不懂。武王姬发肯定是听懂了，否则不会产生进山筑宫隐退的念头。周公姬旦也听懂了箕子的意思，要不然他不会赶紧劝告兄长，不得如此作想。听不懂的只是孔丘以后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化人，他们几乎全都被孔丘给搞糊涂了，不管是信奉儒教的还是不信奉的。老子作《道德经》，本意可能在于不让中国人全都被孔丘搞糊涂。几千年过去，中国知识分子照样糊涂，即便是“五四”新文化的领袖们，都不知道老子在说些什么。他们只知道打倒孔家店，不知道孔家店的真正店主是谁，也不知道孔家店是建筑在什么样的地基上。

　　这与其说是周公太伟大，与其说是圣人们太圣贤，不如说是后来的中国人太退化。在春秋时代的文化精英当中，孔丘乃是个平常无奇的人物。孔丘之所以成丘，或者说，孔丘这块平地之所以变成了高山，是因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化人的惊人退化。商周之交的这段历史，也是因为中国文化人的退化，被一代又一代的孔儒刻意尘封，最后竟成秘密。汉儒比之于孔儒，已经低了一大截；及至宋儒，更是成了僵硬的腐儒，开启了儒教吃人的历史，死人窒息活人的历史。翻开历史一查，并不是一开始就写着吃人二字的。商周之交，虽然胜负分明，但由文字构成的历史，还没有开始吃人。历史以话语的方式威胁活人、吞噬灵魂，始于孔丘。孔丘修订《诗》、《书》、《礼》、《易》和编著春秋，把历史关进了儒家的囚笼。

　　与周公被孔儒作了高大全化的拔高相反，纣王被他们钉死在耻辱柱上。《尚书》经过孔丘之手，留下的篇什中，几乎看不到纣王的言论，也看不到纣王身边几名重臣商容比干们的言论。唯有记载商纣王朝动静的二篇，是《西伯戡黎》和《微子》，其中只记载了纣王的一句话：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撇开其对话的语境，听上去好像是个傻瓜的哀叹。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

　　－－《尚书•西伯戡黎》

　　从祖伊的陈说里，有关纣王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唯有“淫戏用自绝”一语。其它全是祖伊的评论，而不是例举的事实。至于纣王如何个淫戏，则在《微子》中有印证：

　　微子若曰：“父师、少师！殷其弗或乱正四方。我祖厎遂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仇。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曰：“父师、少师，我其发出狂？吾家耄逊于荒？今尔无指告，予颠隮，若之何其？”父师若曰：“王子！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长旧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窃神祗之牺牷牲用以容，将食无灾。降监殷民，用乂仇敛，召敌仇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诏。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诏王子出，迪我旧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颠隮。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遁。”

　　－－《尚书•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