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速欧洲”，一体化新蓝图？（权威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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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2017年05月02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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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速欧洲”，一体化新蓝图？（权威论坛）

《 人民日报 》（ 2017年05月02日   23 版）

 

　　3月16日，西巴尔干地区峰会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举行，与会各国领导人就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议题展开磋商。
　　新华社发

 

 

　　法国外交部大楼亮灯纪念《罗马条约》签署60周年。
　　新华社发

 

　　困，则思变。当英国第一个离开欧盟后，欧洲开始逐步探索一种可供调和的地区运作模式：一方面延续区域合力与统一的形式，另一方面突出个性化与多样性，更好地应对危机带来的冲击。如此，就有了所谓“多速欧洲”的概念。“根据需要，以不同的节奏和程度朝着统一方向共同行动”，新签署的《罗马宣言》对“多速”这样表述。显然，多速发展并不排斥一体化。为了延续欧洲一体化进程，拿出灵活性和开放性也许更重要

　　

　　不求同步，但求同向

　　郑春荣

　　纪念《罗马条约》签署60周年欧盟特别峰会3月25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并签署《罗马宣言》。宣言虽然强调要增强欧盟27国的一体性和团结性，但也承认，在必要的时候，各成员国可以以不同的步伐与力度行动。宣言在欧洲一体化历史上首次明确要践行“多速欧洲”。

　　“多速欧洲”强调时间上的差异性，是指在所有成员国确定共同目标的基础上，一些有能力和意愿的成员国先行一步，而其他成员国随后跟进。这一概念并非新鲜事物，而是欧盟内久已存在的现实，例如并非所有欧盟成员国均是欧元区或申根区的成员。而且，在《里斯本条约》中也有构建“多速欧洲”的一体化机制，即“增强合作”机制，它使得一些国家能够在非欧盟专属权限的某些领域率先前进，例如在离婚法或设立欧盟专利等领域。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欧洲共同体陷入一体化困境之时，就有法、德、英等国政治家提出“双速欧洲”“可变几何”和“菜单式欧洲”等多个差异一体化模式。但是，直到英国“脱欧”前，“多速欧洲”只是被作为一种不得已的例外安排，公开主张“多速欧洲”还面临政治不正确的嫌疑。舆论一直担心，公开说“多速欧洲”会破坏欧盟内的团结，从而可能造成核心国家与外围中小国家之间的分裂。

　　如果说以往“多速欧洲”曾是一个贬义词，如今，它却带来一种希望。无论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还是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多速欧洲”正是欧洲未来的机遇所在。容克在欧盟未来白皮书中列出了欧盟未来发展的5种情形，从“去一体化”到“全面深化一体化”，不过他最青睐的现实选项也是“多速欧洲”。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多速欧洲”方案的疑虑并未发生改变：《罗马宣言》一度难产，原因恰恰在于尤其是东欧国家对“多速欧洲”的表述怀有戒备与疑虑。它们担心，一个由西欧国家组成的“核心欧洲”，或是一个更为深入一体化的欧元区会将其排挤到边缘地带，甚至会形成东西欧间的一道新“铁幕”。

　　然而，“多速欧洲”这装在新瓶中的旧酒还能飘出暗香，实为欧盟当前面临的残酷现实所致。在《罗马宣言》中，各国领导人将“多速欧洲”的因势而为，归结于欧盟及其成员国所面临的，包括地区冲突、恐怖主义、难民潮、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在内的诸多严峻挑战。尤其英国“脱欧”对欧盟27国是一个刺耳的“警醒铃”，它使成员国认识到，如果依然故我地谋求形式上的“紧密联盟”，而不是实质上的发展，就还可能有国家脱离欧洲大家庭。与其如此，不如正视欧盟内异质性日益加剧的现实，允许成员国根据本国的意愿和利益有选择地参与一体化进程。

　　从另一个角度看，“多速欧洲”获得公开名分，也是德、法、意、西等核心国家的一种策略。尤其是德国在应对难民危机中，深感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4国）在落实欧盟难民配额问题上的阻挠，本来担心“多速欧洲”方案会加强欧盟内离心力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被迫转为积极的倡导者。如果将“多速欧洲”方案上升为与一体化并行的新常态，像维谢格拉德集团这样的欧洲一体化阻挠者也就失去了要挟的筹码。

　　“不求同步，但求同向”，是欧盟痛定思痛后的领悟。“多速欧洲”似乎正在成为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新共识，但真能推动欧盟一体化前行吗？显然，这种模式的践行会使欧盟各国无需再掩饰自己的利益诉求，它们会更加策略地寻求将自身的问题和负担欧洲化，把收益保留在本国层面。因此，“多速欧洲”只是欧盟分队小步前进的代名词，期望它给欧盟带来彻底的变革并不现实，也许还会加剧欧盟纷繁复杂架构，给欧盟公众带来更多疏离感。

　　（作者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欧盟需要3.0战略不断壮大

　　克劳斯·赛格博斯

　　欧盟即便“多速”前进，仍然面临着众多挑战，解决起来殊为不易。最严峻的问题有如下7个：

　　一、欧元危机未解，不同国家主权债务问题严重程度不同，预算习惯各异。对此要么进一步加强一体化，要么将欧元区分成南北两部分——这需要全民公投才可能进行，而一旦付诸公投，后果就难以预料。

　　二、恐怖主义能在任何时间发生在任何地点。新式恐怖主义的目的是尽可能吸引注意力，独立于政府控制的西方媒体却给予了它们所需要的关注。

　　三、移民缺乏管控。欧盟要保护真正有需要的移民，同时严格限制劳工移民。让较不发达的国家输出中产阶层，无助于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

　　四、由于其兼并政策，俄罗斯目前受到西方国家制裁。只有乌克兰危机真正得到政治解决之后，才可考虑解除制裁。

　　五、贸易是欧盟的核心利益，没有稳定就没有贸易。所以欧盟要维持和扩大地区稳定，也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六、欧洲建立在规则之上。当前的危机存在着瓦解这些共同规则（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的危险。作为欧盟最重要的成员国之一，英国“脱欧”使欧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被削弱，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政策也受到严重影响。此外，今后几年欧盟的行政力将被“脱欧”谈判所牵制。谈判必须保证双方公平，同时避免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即“脱欧”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需要让所有想离开欧盟的成员国都必须意识到，他们不能随心所欲而且始终享受特权。

　　七、民粹主义抬头的原因，是人们在全球化中迷失方向，对全球化的某些结果感到恐惧。民粹主义者为复杂问题提供的不过是简单化的应对方案。这是错误的。但人们选择相信它，使其具备在选举中获胜的力量，对民主体系造成冲击。

　　为应对欧洲的困境，有人建议扩大联盟弹性。某种意义上，申根协议、都柏林协议和《稳定与增长公约》都建立在多速一体化的理念之上。这一理念如今获得新动力，并得到德国政府的支持。一些专家建议考虑模块化方式，也就是在一些共同的责任基础上，允许某些国家在某些政策领域的融合速度快一些，另一些国家则慢一些。这可能是开给欧元区的“有效药方”。

　　虽然存在各种危机和挑战，欧盟依旧是个成功的案例。60年前成立的时候，它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欧洲发生战争，这个目标取得了成功。联盟在很多政策领域都实现了一体化，欧盟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尽管第一次有国家决定离开这个集体，但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仍然排成长队。

　　要度过欧盟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刻，我们首先需要及时地明确所面临的挑战，避免每一个对策的修正都需要在某些国家经历令人尴尬的全民公投。其次，欧洲必须设计出更具说服力、吸引力或更“酷”的叙事方式，增强欧洲公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归属感。第三，欧洲需要承担新的地缘政治角色，负起新责任。德国、法国、波兰（或者在英国协同下）发挥领导作用。欧盟需要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参与国际行动。

　　最后，欧盟需要新的推动力。我们艰难地意识到，决策者和民众往往只有在遭遇外部严重冲击时才会反思改革。我们目前需要欧盟3.0战略。在二战及冷战结束之后，在“9·11”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崛起之后，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我们承受不了让欧盟这个独特的历史性尝试失败的风险。我们必须让成员国更主动地把主权统一起来，让欧盟继续生存、不断壮大。

　　（作者为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全球政治中心主任，本报记者管克江翻译整理）

　

　　区域一体化向务实方向调整

　　东 艳

　　随着欧洲一体化不断扩容，成员国间合作不断深化，在对外经贸合作方面，欧洲发出的统一声音，使其具有较强的谈判实力和全球影响力。不过从内部来看，欧盟成员国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日益显著，各成员国虽然通过让渡一部分国内管辖权，获得了区域统一政策收益的权利，但趋同的政策背后，各国的利益诉求并不趋同，其内在的矛盾性日积月累。

　　“多速欧洲”是应对欧洲经济发展差异性的政策选择。近年来，欧洲一直处于债务危机后的恢复期，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让欧洲一体化的内在矛盾更加凸显。换句话说，欧洲经济发展中的非对称性与非同步性日益明显。

　　从经济增长态势看，德、法等国对欧洲经济稳步复苏发挥着积极的引领作用；曾陷入欧债危机的国家经济走势呈现分化状态，爱尔兰、西班牙和塞浦路斯复苏态势较为强劲，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的复苏进程趋缓。非欧元区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速高于欧元区国家，如罗马尼亚、瑞典、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

　　鉴于此，“多速欧洲”倡导的不同步伐与速度的行动，有利于提升欧洲经济的整体效率，促进经济复苏进程。

　　“多速欧洲”也为未来全球区域经贸合作方向提供了一条探索路径。当前，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正处于调整时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停滞，英国“脱欧”等一系列冲击，表明区域一体化过度发展累积的风险正逐步显现。全球价值链的发展，需要更加深度的区域一体化，而更加深度的区域一体化，则要求更加集中的共同政策，这进一步削弱了各国的独立的贸易政策的制定权。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区域一体化越来越多的承载了超越其能力的使命，如促进地缘政治竞争、倒逼发展中国家改革、保证国家安全、承担国际规则竞争等等，甚至还让贸易协定替代一部分传统军事协定的功能。

　　区域化的纵深发展使其一体化内在的矛盾逐步显现。这些变化要求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需要根据新形势进行调整，融入更多新的区域治理模式和治理理念。“多速欧洲”为迷雾笼罩的全球和区域经贸合作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思路，区域一体化要从追求全方位、大范围、高水平、统一性的一体化，向更务实的方向调整；从过多强调一致性向多样性转变，从过度强调规模发展向质量提升转型。各国可以在对所承载的责任和享受的利益进行权衡的基础上，选择参与一体化程度的深浅。

　　不过，欧盟内部对于“多速欧洲”方案仍存在意见分歧。法、德、意和西班牙支持该方案，希望破除掣肘，加速发展。而东欧国家希望继续搭乘快车，分享欧洲统一市场带来的诸多收益。“多速欧洲”在行进中需要防止欧洲的碎片化发展，需要继续发挥欧洲一体化在促进规模经济、贸易创造、投资创造、促进竞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从欧洲对外关系来看，传统欧洲具有较为统一的对外政策，而调整了进程的欧洲，其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提高，可能增加其他国家与欧盟进行合作的复杂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中欧需要双边与多边有效互动

　　任 琳

　　有人认为，欧盟作为一极的影响力下降，国际政治格局可能受之牵动；也有人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受挫，急需调整予以应对，很可能这是一个重振欧洲的历史机遇。不可否认，国际规则正在重写，国际格局在重构，欧洲依然是这套规则和格局中的重要塑造力。

　　“多速欧洲”包含主系统和亚系统，或曰“快欧洲”和“慢欧洲”。“多速”意味着整个区域内规则趋于碎片化，有的规则更强调一致性和高标准，有的规则却相反。这两个系统之间的经济行为，都会面临贸易规则重叠与交错的问题。在“快欧洲”与“慢欧洲”之间、欧盟成员国与非欧盟成员国、欧盟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活动都会面临一个费时、费力、高成本的“撮合规则”期。因此，急需警惕这些规则对我们的贸易、投资等相关领域可能带来的谈判与交易成本，避免因不熟悉规则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调整过程中的欧洲，很可能出现保护主义情绪蔓延，这会进一步妨碍经贸领域内的信任塑造。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候的协议，在加入该组织满15周年，中国将自动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然而，在去年12月11日，事件的进展远非想象中的顺利。即使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获取了大量利益，欧美发达国家仍然欠中国一个说法：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特别是近两年，随着保护主义思潮在西方世界蔓延，发达国家把矛盾转嫁到中国，无视世界经济复苏长周期现象和发达国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一味指责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是眼下之困的源头。这种趋势非常不利于在经贸等领域塑造相互信任。

　　围绕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性问题，开展中欧对话，进行共同治理的必要性越来越高。一些我们未曾设想或未曾充分认识到的因素都可能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例如恐怖主义行为。未来世界将面临大量治理难度非常高、非常规性强，以及不可预知的问题与挑战。仅凭任何一个国家之力难以应对，需要合作治理。

　　本着中欧双方存在共同利益的基调，求同存异，谋求对话与合作，对双方来说都是明智之举。中国的态度与立场始终是开放的，拥抱外部世界。中国外长王毅曾表示，“我们也愿意同欧洲共同提振世界经济、完善全球治理，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此外，欧美关系如何走向对世界格局带来的辐射影响也不容忽视。特朗普的欧洲政策目前仍具有不确定性，加之此前较为情绪化的表态。欧美关系的走向，是否选择战略收缩，都会影响到欧洲安全、中东和北非的战略稳定等诸多问题，进而影响世界格局。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管未来的走势如何，中国有必要建立多套对策方案和预警机制，在中欧关系中实现双边与多边关系的有效互动。用双边求稳定，用多边方式求降成本。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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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则思变。当英国第一个离开欧盟后，欧洲开始逐步探索一种可供调和的地区运作模式：一方面延续区域合力与统一的形式，另一方面突出个性化与多样性，更好地应对危机带来的冲击。如此，就有了所谓“多速欧洲”的概念。“根据需要，以不同的节奏和程度朝着统一方向共同行动”，新签署的《罗马宣言》对“多速”这样表述。显然，多速发展并不排斥一体化。为了延续欧洲一体化进程，拿出灵活性和开放性也许更重要

　　

　　不求同步，但求同向

　　郑春荣

　　纪念《罗马条约》签署60周年欧盟特别峰会3月25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并签署《罗马宣言》。宣言虽然强调要增强欧盟27国的一体性和团结性，但也承认，在必要的时候，各成员国可以以不同的步伐与力度行动。宣言在欧洲一体化历史上首次明确要践行“多速欧洲”。

　　“多速欧洲”强调时间上的差异性，是指在所有成员国确定共同目标的基础上，一些有能力和意愿的成员国先行一步，而其他成员国随后跟进。这一概念并非新鲜事物，而是欧盟内久已存在的现实，例如并非所有欧盟成员国均是欧元区或申根区的成员。而且，在《里斯本条约》中也有构建“多速欧洲”的一体化机制，即“增强合作”机制，它使得一些国家能够在非欧盟专属权限的某些领域率先前进，例如在离婚法或设立欧盟专利等领域。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欧洲共同体陷入一体化困境之时，就有法、德、英等国政治家提出“双速欧洲”“可变几何”和“菜单式欧洲”等多个差异一体化模式。但是，直到英国“脱欧”前，“多速欧洲”只是被作为一种不得已的例外安排，公开主张“多速欧洲”还面临政治不正确的嫌疑。舆论一直担心，公开说“多速欧洲”会破坏欧盟内的团结，从而可能造成核心国家与外围中小国家之间的分裂。

　　如果说以往“多速欧洲”曾是一个贬义词，如今，它却带来一种希望。无论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还是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多速欧洲”正是欧洲未来的机遇所在。容克在欧盟未来白皮书中列出了欧盟未来发展的5种情形，从“去一体化”到“全面深化一体化”，不过他最青睐的现实选项也是“多速欧洲”。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多速欧洲”方案的疑虑并未发生改变：《罗马宣言》一度难产，原因恰恰在于尤其是东欧国家对“多速欧洲”的表述怀有戒备与疑虑。它们担心，一个由西欧国家组成的“核心欧洲”，或是一个更为深入一体化的欧元区会将其排挤到边缘地带，甚至会形成东西欧间的一道新“铁幕”。

　　然而，“多速欧洲”这装在新瓶中的旧酒还能飘出暗香，实为欧盟当前面临的残酷现实所致。在《罗马宣言》中，各国领导人将“多速欧洲”的因势而为，归结于欧盟及其成员国所面临的，包括地区冲突、恐怖主义、难民潮、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在内的诸多严峻挑战。尤其英国“脱欧”对欧盟27国是一个刺耳的“警醒铃”，它使成员国认识到，如果依然故我地谋求形式上的“紧密联盟”，而不是实质上的发展，就还可能有国家脱离欧洲大家庭。与其如此，不如正视欧盟内异质性日益加剧的现实，允许成员国根据本国的意愿和利益有选择地参与一体化进程。

　　从另一个角度看，“多速欧洲”获得公开名分，也是德、法、意、西等核心国家的一种策略。尤其是德国在应对难民危机中，深感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4国）在落实欧盟难民配额问题上的阻挠，本来担心“多速欧洲”方案会加强欧盟内离心力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被迫转为积极的倡导者。如果将“多速欧洲”方案上升为与一体化并行的新常态，像维谢格拉德集团这样的欧洲一体化阻挠者也就失去了要挟的筹码。

　　“不求同步，但求同向”，是欧盟痛定思痛后的领悟。“多速欧洲”似乎正在成为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新共识，但真能推动欧盟一体化前行吗？显然，这种模式的践行会使欧盟各国无需再掩饰自己的利益诉求，它们会更加策略地寻求将自身的问题和负担欧洲化，把收益保留在本国层面。因此，“多速欧洲”只是欧盟分队小步前进的代名词，期望它给欧盟带来彻底的变革并不现实，也许还会加剧欧盟纷繁复杂架构，给欧盟公众带来更多疏离感。

　　（作者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欧盟需要3.0战略不断壮大

　　克劳斯·赛格博斯

　　欧盟即便“多速”前进，仍然面临着众多挑战，解决起来殊为不易。最严峻的问题有如下7个：

　　一、欧元危机未解，不同国家主权债务问题严重程度不同，预算习惯各异。对此要么进一步加强一体化，要么将欧元区分成南北两部分——这需要全民公投才可能进行，而一旦付诸公投，后果就难以预料。

　　二、恐怖主义能在任何时间发生在任何地点。新式恐怖主义的目的是尽可能吸引注意力，独立于政府控制的西方媒体却给予了它们所需要的关注。

　　三、移民缺乏管控。欧盟要保护真正有需要的移民，同时严格限制劳工移民。让较不发达的国家输出中产阶层，无助于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

　　四、由于其兼并政策，俄罗斯目前受到西方国家制裁。只有乌克兰危机真正得到政治解决之后，才可考虑解除制裁。

　　五、贸易是欧盟的核心利益，没有稳定就没有贸易。所以欧盟要维持和扩大地区稳定，也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六、欧洲建立在规则之上。当前的危机存在着瓦解这些共同规则（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的危险。作为欧盟最重要的成员国之一，英国“脱欧”使欧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被削弱，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政策也受到严重影响。此外，今后几年欧盟的行政力将被“脱欧”谈判所牵制。谈判必须保证双方公平，同时避免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即“脱欧”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需要让所有想离开欧盟的成员国都必须意识到，他们不能随心所欲而且始终享受特权。

　　七、民粹主义抬头的原因，是人们在全球化中迷失方向，对全球化的某些结果感到恐惧。民粹主义者为复杂问题提供的不过是简单化的应对方案。这是错误的。但人们选择相信它，使其具备在选举中获胜的力量，对民主体系造成冲击。

　　为应对欧洲的困境，有人建议扩大联盟弹性。某种意义上，申根协议、都柏林协议和《稳定与增长公约》都建立在多速一体化的理念之上。这一理念如今获得新动力，并得到德国政府的支持。一些专家建议考虑模块化方式，也就是在一些共同的责任基础上，允许某些国家在某些政策领域的融合速度快一些，另一些国家则慢一些。这可能是开给欧元区的“有效药方”。

　　虽然存在各种危机和挑战，欧盟依旧是个成功的案例。60年前成立的时候，它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欧洲发生战争，这个目标取得了成功。联盟在很多政策领域都实现了一体化，欧盟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尽管第一次有国家决定离开这个集体，但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仍然排成长队。

　　要度过欧盟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刻，我们首先需要及时地明确所面临的挑战，避免每一个对策的修正都需要在某些国家经历令人尴尬的全民公投。其次，欧洲必须设计出更具说服力、吸引力或更“酷”的叙事方式，增强欧洲公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归属感。第三，欧洲需要承担新的地缘政治角色，负起新责任。德国、法国、波兰（或者在英国协同下）发挥领导作用。欧盟需要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参与国际行动。

　　最后，欧盟需要新的推动力。我们艰难地意识到，决策者和民众往往只有在遭遇外部严重冲击时才会反思改革。我们目前需要欧盟3.0战略。在二战及冷战结束之后，在“9·11”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崛起之后，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我们承受不了让欧盟这个独特的历史性尝试失败的风险。我们必须让成员国更主动地把主权统一起来，让欧盟继续生存、不断壮大。

　　（作者为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全球政治中心主任，本报记者管克江翻译整理）

　

　　区域一体化向务实方向调整

　　东 艳

　　随着欧洲一体化不断扩容，成员国间合作不断深化，在对外经贸合作方面，欧洲发出的统一声音，使其具有较强的谈判实力和全球影响力。不过从内部来看，欧盟成员国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日益显著，各成员国虽然通过让渡一部分国内管辖权，获得了区域统一政策收益的权利，但趋同的政策背后，各国的利益诉求并不趋同，其内在的矛盾性日积月累。

　　“多速欧洲”是应对欧洲经济发展差异性的政策选择。近年来，欧洲一直处于债务危机后的恢复期，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让欧洲一体化的内在矛盾更加凸显。换句话说，欧洲经济发展中的非对称性与非同步性日益明显。

　　从经济增长态势看，德、法等国对欧洲经济稳步复苏发挥着积极的引领作用；曾陷入欧债危机的国家经济走势呈现分化状态，爱尔兰、西班牙和塞浦路斯复苏态势较为强劲，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的复苏进程趋缓。非欧元区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速高于欧元区国家，如罗马尼亚、瑞典、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

　　鉴于此，“多速欧洲”倡导的不同步伐与速度的行动，有利于提升欧洲经济的整体效率，促进经济复苏进程。

　　“多速欧洲”也为未来全球区域经贸合作方向提供了一条探索路径。当前，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正处于调整时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停滞，英国“脱欧”等一系列冲击，表明区域一体化过度发展累积的风险正逐步显现。全球价值链的发展，需要更加深度的区域一体化，而更加深度的区域一体化，则要求更加集中的共同政策，这进一步削弱了各国的独立的贸易政策的制定权。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区域一体化越来越多的承载了超越其能力的使命，如促进地缘政治竞争、倒逼发展中国家改革、保证国家安全、承担国际规则竞争等等，甚至还让贸易协定替代一部分传统军事协定的功能。

　　区域化的纵深发展使其一体化内在的矛盾逐步显现。这些变化要求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需要根据新形势进行调整，融入更多新的区域治理模式和治理理念。“多速欧洲”为迷雾笼罩的全球和区域经贸合作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思路，区域一体化要从追求全方位、大范围、高水平、统一性的一体化，向更务实的方向调整；从过多强调一致性向多样性转变，从过度强调规模发展向质量提升转型。各国可以在对所承载的责任和享受的利益进行权衡的基础上，选择参与一体化程度的深浅。

　　不过，欧盟内部对于“多速欧洲”方案仍存在意见分歧。法、德、意和西班牙支持该方案，希望破除掣肘，加速发展。而东欧国家希望继续搭乘快车，分享欧洲统一市场带来的诸多收益。“多速欧洲”在行进中需要防止欧洲的碎片化发展，需要继续发挥欧洲一体化在促进规模经济、贸易创造、投资创造、促进竞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从欧洲对外关系来看，传统欧洲具有较为统一的对外政策，而调整了进程的欧洲，其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提高，可能增加其他国家与欧盟进行合作的复杂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中欧需要双边与多边有效互动

　　任 琳

　　有人认为，欧盟作为一极的影响力下降，国际政治格局可能受之牵动；也有人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受挫，急需调整予以应对，很可能这是一个重振欧洲的历史机遇。不可否认，国际规则正在重写，国际格局在重构，欧洲依然是这套规则和格局中的重要塑造力。

　　“多速欧洲”包含主系统和亚系统，或曰“快欧洲”和“慢欧洲”。“多速”意味着整个区域内规则趋于碎片化，有的规则更强调一致性和高标准，有的规则却相反。这两个系统之间的经济行为，都会面临贸易规则重叠与交错的问题。在“快欧洲”与“慢欧洲”之间、欧盟成员国与非欧盟成员国、欧盟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活动都会面临一个费时、费力、高成本的“撮合规则”期。因此，急需警惕这些规则对我们的贸易、投资等相关领域可能带来的谈判与交易成本，避免因不熟悉规则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调整过程中的欧洲，很可能出现保护主义情绪蔓延，这会进一步妨碍经贸领域内的信任塑造。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候的协议，在加入该组织满15周年，中国将自动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然而，在去年12月11日，事件的进展远非想象中的顺利。即使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获取了大量利益，欧美发达国家仍然欠中国一个说法：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特别是近两年，随着保护主义思潮在西方世界蔓延，发达国家把矛盾转嫁到中国，无视世界经济复苏长周期现象和发达国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一味指责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是眼下之困的源头。这种趋势非常不利于在经贸等领域塑造相互信任。

　　围绕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性问题，开展中欧对话，进行共同治理的必要性越来越高。一些我们未曾设想或未曾充分认识到的因素都可能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例如恐怖主义行为。未来世界将面临大量治理难度非常高、非常规性强，以及不可预知的问题与挑战。仅凭任何一个国家之力难以应对，需要合作治理。

　　本着中欧双方存在共同利益的基调，求同存异，谋求对话与合作，对双方来说都是明智之举。中国的态度与立场始终是开放的，拥抱外部世界。中国外长王毅曾表示，“我们也愿意同欧洲共同提振世界经济、完善全球治理，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此外，欧美关系如何走向对世界格局带来的辐射影响也不容忽视。特朗普的欧洲政策目前仍具有不确定性，加之此前较为情绪化的表态。欧美关系的走向，是否选择战略收缩，都会影响到欧洲安全、中东和北非的战略稳定等诸多问题，进而影响世界格局。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管未来的走势如何，中国有必要建立多套对策方案和预警机制，在中欧关系中实现双边与多边关系的有效互动。用双边求稳定，用多边方式求降成本。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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