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新疆“小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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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中变局

    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七七政变”，结束了杨增新对新疆十七年的统治，金树仁登上“新疆王”宝座。金树仁显然没有杨增新那样的雄才大略，没过几年新疆便闹得民怨鼎沸、危机四伏，沦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12日，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又发动政变，推翻了金树仁政权，金树仁落荒而逃。而在推举新的政府首脑过程中，先前被金树仁派去哈密平叛的东路剿匪总指挥盛世才，依仗手中握有兵权，一跃而登上了新疆临时督办的宝座。从此新疆进入了长达十二年之久的盛世才主政时期。起初，盛世才奉行反帝、亲苏、和平、建设等政策，使新疆一度出现了比延安还延安的令茅盾、赵丹等国内著名人士趋之若鹜竞相奔赴的向往之地，是谓新疆历史上的“小阳春”。

    当时整个中国的大势是，蒋介石率领的国民政府北伐军先后剿灭了各地的小军阀，实现了国家名义上的统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共产党也通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在江西瑞金成立了红色政权，欲与国民党分庭抗礼，国民党军队那时忙于剿共，无暇西顾。当时的蒋介石也并不看好盛世才，新疆也自然游离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外，共产党的军队也尚被国民党军队追杀的四处逃跑、立足未稳、自顾不暇。斯时，刚刚登上新疆临时督办宝座的盛世才，虽然没有想到新疆政权攫来的这么容易，但为了稳住自己的位子，他很快便把目光瞄向了与新疆有着漫长边境线的苏联，而当时的苏联早已是十月革命成功后的一个苏维埃红色政权了。盛世才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来恢复新疆的经济、巩固政权，藉此也作为他要挟南京中央国民政府的一枚筹码。

    后来居上的盛世才

    盛世才（1897年1月8日-1970年7月13日），这个出生在东北辽宁开源县盛家屯的一个普通人家的子弟，先读私塾，后来去县城读了小学、中学，又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其在云南讲武堂韶州分校毕业后，到东北奉军第八旅旅长郭松龄手下任职。郭松龄很器重盛世才，把亲信邱宗浚的女儿介绍给他，并保送他们夫妇去日本留学。1925年12月郭松龄举兵讨伐张作霖，兵败丢命后，盛世才竟连留学的费用都难以为继，幸亏冯玉祥、蒋介石等人的支持，自己才得以完成学业。1927年盛回国后，投到了蒋介石门下，适逢北伐战争，他仅在国民军总司令部任上校参谋兼中央军校附设军官、欧洲战史教官。第二年才升任总司令行营参谋处第一科科长。北伐成功后又调任了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科长。盛世才自我感觉，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早该是另一幅样子，不应该这么庸庸碌碌、窝窝囊囊。

    盛世才自己也清楚，自己虽然登上了主政新疆的宝座，但基础并不稳固，毕竟从1930年秋天盛世才携妻子邱毓芳随鲁效祖来到边城乌鲁木齐才两年多时间。赴新之前，他曾与密友赵铁鸣说：“此行乃系破釜沉舟之举，有进无退。吾必远到边去另创造一局面，将来或作一东亚红军总司令亦未可知，不然我就找一老朽长官，假意殷勤，待其死后继承其权位。或深入该地蒙古部落，伪装蒙古血统求拜蒙古王纳为义子，俟蒙王死后，即以义子地位代统其众，天下事大有可为。”【1】

    盛世才没想到，自己来到新疆，这么快就有了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然而今后怎么办？又有多少人肯听自己的号令呢？自己以后究竟要打谁的旗号？依靠谁的势力才能稳住自己的位置和这一方土地的安宁呢？

    其实早在192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即派荣耀、白海峰、苏子善等到新疆筹备省党部，只不过由于杨增新、金树仁的一再抵制，使得新疆一直是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所以一直到1928年7月，新疆才得以正式成立新疆省党部指导委员会，而此时，在新疆的国名党党员已发展到198人，【2】但还远远没有进入到控制新疆权力的中枢机构。

    靠近苏联

    为了讨好斯大林，盛世才积极向苏俄驻迪化总领事馆靠拢，经常拜访总领事阿必列索夫，有意邀请阿必列索夫到自己的寓所，有意让总领事看到其书架上陈列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等问题》等书籍，大谈其来历以及自己读了这些著作的体会，标榜自己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极力渲染自己是一个崇尚苏俄崇尚共产主义的开明之人，也希望在新疆推行共产主义，希望得到苏俄的援助和支持。苏俄对中国新疆早就有着觊觎之心，当然希望在亚洲的核心区域新疆能有一个听命自己号令的附属政权，所以当苏联领事馆总领事把这一信息反馈到苏联国内高层时，他们是喜出望外、迅速做出了反应，果断地的表示援助、支持。很快苏联就派出了由俞秀松带领的二十余名在苏联受训的中共党员赶赴新疆，帮助盛世才开展“革命”建设。

    俞秀松（1898年8月1日-1939年初），又名王寿成、纳里曼诺夫，是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中共第一批53个党员之一，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可以说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俞秀松二十六岁，先后担任过CY江浙皖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上海国民会议促进会筹备会主任等职务。他不仅与蔡和森、恽代英、一起共过事，而且他的名字也逐渐地为宋庆龄、何香凝、孙科、杨杏佛等一批国民党左派首领所熟知。”【3】中共建党初期，他受陈独秀的派遣率领一百余名CP、CY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又被为支部局的负责人。他两度赴苏俄留学，最后一次历时十年，是中共派遣留苏学生中的元老级人物。1935年，俞秀松奉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派，率领二十余位在苏联的中共党员前往新疆帮助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开展“革命建设”。

    为援助、支持盛世才政权，斯大林向盛“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仅1935年8月，就一次性贷款500万金卢布。此外，斯大林还向新疆派遣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的顾问好专家300余人”【4】同时俞秀松到新疆后，出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的秘书长，新疆学院院长、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督办公署边防处副处长、航空学校政治教员、军官学校政治教员，后拒任省教育厅厅长的委任状。可见，俞秀松到新疆来后的工作是非常忙碌的。

    为了进一步拉近与盛世才的关系，苏联方面由斯大林亲自撮合，俞秀松娶了比他小20岁的盛世才的小妹盛世同为妻。

    1936年4月，盛世才颁布了以“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为内容的六大政策。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并击败对手，旗帜鲜明地打出了亲苏联共的旗号。他宣布成立的“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便是强力推行此计划的一个有力措施，要求各学院、学校、各机关的所有公职人员都必须参加，且履行相关手续。盛世才在“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的会员章程中说，“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系民众自动之政治组织。遵照孙总理的民族主义，领导全疆民众，确立新疆永久为中国之领土，决意与离间各族间之和平而企图乘机攫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者相对抗。”“本会极力拥护新疆现政府，领导全疆民众一致起来抵抗世界各帝国主义者之侵略。”【5】其调子很高，很能蛊惑人心。

    几路大军汇聚新疆

    1931年的“9·18事变”后，日本即进入中国东北，在中国东北自发聚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与日军进行了面对面的残酷战斗，最终弹尽粮绝，分批退入到了苏联境内。这些退入苏联的抗日义勇军，越过中苏边界后，即按照国际协约享受战俘待遇，缴出武器。三万多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从东到西跨越辽阔的西伯利亚大草原，辗转中国的西部，从新疆塔城巴克图口岸进入了新疆。【6】

    盛世才一方面有着苏俄的支持，另一方面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回国助战，使他与后来马仲英的战斗中有了一支可以调配机动的军事力量。

    新疆也是苏联与陕北延安之间联系的一个重要交通通道。为保卫和建设新疆这一抗日大后方，“保持一条和（前）苏联之间物资运输与人员往来的通道”。而就在这时，奉行亲苏政策的盛世才也发电邀请中共派员协助其政府工作。1937年10月，党中央经过仔细研究后，决定抽调50多名得力干部，由周小舟以八路军总部代表身份带领，从延安来到新疆，得到盛世才同意后，在迪化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不久，恰逢陈云从苏联回国到达新疆，于是党中央委任他担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

    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盛世才向他们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请延安派更多的干部到新疆工作；二是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7】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原是一处私人住宅，房主赵德寿，其在盛世才时期任塔城行政长。此楼是其亲自设计并雇人建筑的，1933年建成。1937年，盛世才逮捕了赵德寿，没收了此楼，把它改为了新疆边防督办公署第二招待所，后提供给了共产党作为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对外称“南梁第三招待所”，滕代远、马明方、陈潭秋等一批重要人物先后担任过办事处主任。

    1938年2月，陕北延安派遣来的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同志来迪化工作，其中毛泽东胞弟毛泽民任新疆民政厅厅长（后改为新疆财政厅厅长）、陈潭秋任林基路任新疆学院院教务长、后任阿克苏专区教育局长、库车县县长、乌什县县长等职。

    1937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二万一千八百余人的残部475人最终抵达新疆星星峡，盛世才协助新疆八路军办事处用卡车把他们运到了迪化。西路军在一路向西，穿越河西走廊欲打通苏俄援助中国红军的“国际大通道”过程中，与马家军遭遇了数次残酷的厮杀，几乎全军覆没。【8】

    共产党来到新疆以后，协助盛世才创办了坦克学校、炮兵学校和飞行学校，还聘请苏联军事专家担任教员。

    新兵营士兵每天早上的起床号，打破了边城迪化城寂静的早晨，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些许的生气。他们的操练声也传遍了西大桥的两岸，鼓舞着人们的精神。后来中国红军的新兵营移到了北门附近的文庙一带。

    苏联红军出兵新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12日，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发动政变，推翻了金树仁政权，先前被金树仁派去哈密平叛的东路剿匪总指挥盛世才，依仗手中握有兵权，一跃而登上了新疆临时督办的宝座。也就在此之前的1931年2月27日，因为“小堡事变”酿成的哈密农民大起义，后来也卷入其中的和加尼亚孜和尧乐博斯极力邀请驻扎甘肃的国民党三十六师的马仲英部，于1931年5月19日进入新疆，以图夺取新疆的执政权。

    “小堡事件”成为了新疆动乱多年的导火索，迅速波及到新疆南北疆。

    当时新疆的军事形势是：“代表官方的盛世才的军队占领着省府迪化，东至奇台，西到塔城。马仲英控制着吐鲁番、鄯善一带，南至焉耆，北疆阿尔泰一带有马赫英，马世明的部队已从达坂城向省府逼近。伊犁及其周围均为张培元控制。很明显，盛是在张、马的包围之中。”[9]

    当时，驻守新疆的军队总兵力是“通过点编，到一九三四年冬时，全疆兵力是一万二千人左右（比战争时期减少一半）”[10]。

    对于盛世才来说，的确真是内外交困。对内是初得政权，立足未稳，急需外力支援；对外而言，则是马仲英部的大兵压境，步步紧逼。为了破解困局，他一方面加紧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的接触，以赢得信任，同时派遣中央政府“外交部驻新疆办事处处长陈德立，以治眼疾为名，偕同航空队副姚雄于二十二年十月间经塔城赴莫斯科接洽。陈、姚等对莫斯科当局谈话，将盛氏思想，到新疆之动机以及愿接受苏俄领导的赤诚缕述无遗，苏俄始决定援助新疆。”【11】

    马仲英部对省城乌鲁木齐的持续包围和不断进攻，致使乌鲁木齐市的粮食供应一度中断，形势万分危急。面对马仲英的步步紧逼，盛世才极力主动要求苏俄能够派兵予以援助。

    待陈德立及姚雄返回迪化后，盛世才与阿必索夫总领事的商谈也很快便进入了实施阶段，苏联人决定出兵援助盛世才，打败马仲英部。

    包尔汉曾在《新疆五十年》中曾提到，苏联红军进入新疆时，他正好在塔城出任阿山宣慰使，目睹了当时的一切：“1934年1月盛政府给姚雄来密电说：马仲英部已经逼近乌鲁木齐，省城防守力量单薄，危急万分。苏联已经许诺提供军事支援，红军很快即由塔城边卡入境，开赴乌鲁木齐。……1月中旬红军从巴克图卡开进来，在边界换上了我们运去的军服，从塔城外围南下。省政府对外宣布，这些红军是‘阿尔泰军’，意思是从阿山区调来的归化军；同时还委任没有任何实权的赵得寿为‘阿尔泰军’的总指挥，随军南下。红军是夜间开进来的。据苏方联络人员说是一团人，究竟有多少，我们弄不清。据我方联络人员说，大约有一两千人，其中一小部分是骑兵，其余都是乘卡车的步兵。他们离开塔城后，由于沿途大雪封路，绝大部分都改乘我们给准备好的爬犁，军火则用骆驼运送，行军十分艰苦，行进很慢。他们携带的重武器有山炮、野炮，还有装甲车。”[12]

    “1934年1月，苏联红军三四千人又从苇塘子进入塔城。……1月中旬，红军三四千人（一小部分是骑兵，其余是乘卡车的步兵）携带山炮、野炮、装甲车进入边卡，换上了中国军服，在总指挥赵得寿带领下，向绥来进发。当红军进入迪化附近头屯河时，遭到马仲英姐夫马虎山所部的顽强抵抗，损失严重。”[13]

    苏联红军的飞机在飞来中国之前都已经涂上了中国青天白日满地红国徽，所以待它们飞临马家军头顶进行轰炸时，他们是断然区分不出来那些飞机是苏联红军的飞机，还是南京国民党军队的飞机。

    也就是在那一时期，马仲英于1934年1月12日，派兵七千余人进攻迪化。双方在迪化南梁一带交战、对峙。在16日晚，马仲英部攻占了城东的飞机场，缴获了省军的无线电台，还缴获了2架省军的飞机。迪化城万分危急，城内组织起民团、商团约3000余人，手持长矛刀斧，登城协助军队守卫。17日，马仲英部用缴获的飞机散发传单，煽惑城内军民起义，推翻盛世才。

    与此同时，马仲英又分兵攻打孚远，以断省城粮源；孚远几度危急。盛世才邀请苏联红军从南疆入境协助对付马仲英。在毛兰诺夫率领下，苏联吉尔吉斯骑兵团从伊尔克什塘入境参战，伊斯哈克别克骑兵团也协同行动。【14】

    马仲英部被逐出新疆以后，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基本上没有了外部的威胁。大部苏联红军退回到了苏联境内，但仍有一个红八团，凭借着飞机、大炮扼守着新疆的哈密，把守着内地通往新疆的咽喉要道。

    “少壮三杰”之死

    消除了马仲英部的威胁之后，盛世才也没有放松对内部异己者的整肃，而这些被整肃的人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推其上台的重要人物：陈中、陶明越、李笑天。

    陈中（1908-1933），安徽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已是十八九岁青年的陈中，就加入了CP，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陈中随北伐均进入武汉后，上海的“四·一二政变”爆发，中共的“八七会议”上规定：一、能回原籍参加暴动的，回原籍参加暴动；二、不能回原籍，但可以到别处参加暴动者，由党组织安排到别处参加暴动；三、既不能回原籍又不能到别处参加暴动者，由党组织选派到国外学习。【15】陈中后被武汉政府保送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

    民国十八年，陈中经苏联中亚到新疆喀什。随后他“潜回苏联被押。获释后去斜米，在中国驻斜米领事馆任雇员。民国二十年借送金树仁之子去德国留学之机，转归上海，进入中央军校。军校毕业后，分配新疆，任督办公署参谋。民国二十二年迪化被围，表现作战机智，升为参谋处长。”【16】

    1933年“四一二”政变时，陈中任司令部参谋处长。新疆维持委员会产生后，刘文龙、盛世才派陈中赴南京,办理新疆政府人员任命事宜。其携带刘文龙、盛世才政变一周后4月19日写给南京政府的函件。陈中到达苏联莫斯科后，便自己取消了赴南京汇报的计划。因为此时他听说南京政府派黄慕松到新疆宣慰，所以他径直飞回了迪化。其所带函件寄往南京，直到7月11日南京政府才收到。

    陈中在莫斯科时，恰遇从新疆来的包尔汉等人。他们谈到时下新疆的局势时，陈中说，盛世才这个人还不错，愿意执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和苏联友好的政策。不过，新疆人民不会像过去那样随人摆弄了。如果盛督办、刘主席不替人民作事，人民照样可以换掉他们。【17】

    年轻、率性的陈中，快人快语，对盛世才的评价，不止对包尔汉说过，还对其他人也说过，很自然也很快传到了盛世才的耳中。使得盛世才很早就对他产生了警惕。

    陈中的异常举动，引起盛世才的猜忌，随即任命他为督办行营参谋长，立刻赴前线参与与马仲英部的作战。盛世才这样安排，是要切断陈中与黄慕松及其他人的联系。盛世才在紫泥泉大败马仲英部后，盛世才命令陈中乘胜追击，可陈中没有遵从盛的命令，而是从古城奇台乘飞机返回了省城。此后陈中仍与陶明樾、李笑天等经常聚会，并常往黄慕松处汇报情况。这些都被盛世才视为图谋不轨。

    陶明樾（生年不详-1933），字菊缘，浙江绍兴人。他是民国三年（1914）参加中央政府为新疆专门举办的第三届知事试验，从全国选拔了19名优秀人才之一而来到新疆的。这种把来自内地发达省份的人士选拔入新疆，的确也达到了“开风气之先”，“交换知识”的目的，也打破了某些省份的官员过于集中容易，任人唯亲、容易形成拉帮结派的倾向。

    陶明樾到新疆后，先后任过乌苏、哈密、温宿、迪化、疏附、莎车等县的知事、县长。“四一二”政变时，他担任迪化县长，后改任政府秘书长。“四一二”政变后，陶明樾决定离新去南京，刘文龙、盛世才以其职务重要为由极力挽留，但其以要送子求学为由极力要走。于是他与国民党特派员宫碧澄同机离开新疆，旅费自负。但飞机飞抵兰州后，与黄慕松相遇后，其又改变主意，将孩子交由宫碧澄带走，本人随黄慕松返回了新疆。

    返新后，陶明樾与黄慕松过从甚密，也不去省政府上班，对盛世才的独断专行也颇多微词，引起盛世才的不满。

    李笑天，是盛世才的同乡，他毕业于日本陆军飞行学校，“九一八”后应聘到新疆。”四一二“政变时曾驾机向盛世才通报，与盛世才一度关系非常密切。盛世才任临时督办后，李笑天与陈中多次提出要带领军队，盛世才都不应允，反任命李笑天为航空处处长，陈中为军校校长。二人未实现个人带兵的愿望，对盛心生不满。马仲英在紫泥泉大战中向南撤退时，盛世才命李笑天驾机轰炸，李笑天竟辞而不往，反与黄慕松接触密切，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1933年6月26日一早，盛世才以召集省政府临时会议为名，将陈中、陶明樾、李笑天三人当场逮捕，未经审判便枪毙于省政府东花园西空院内，公开向黄慕松示威。陈中死时年仅25岁。

    盛世才宣布三人的罪状是，“图谋推翻现政府，显有谋叛行为。”还出示了属下团长状告李笑天运动军队叛变的文件。

    盛世才当着黄慕松的面，枪毙了陈中、陶明樾、李笑天三人，一方面说明盛世才已经坐稳了新疆临时督办的位置，另一方面也说明盛世才已经获得了苏联方面的全面支持，使其有了有充足的底气，可以随意剪除异己了。

    新疆小阳春

    自盛世才推出六大政策以来，新疆各地到处都飘扬着红色旗帜，到处都悬挂着斯大林、盛世才（还说有毛泽东）的画像。报纸每天都在连篇累牍的各种宣传；一场场公开的演讲、报告会在四处举行，每逢此时皆聚集了很多的人在听讲；一幕幕话剧演出，也在街头频繁的上演，赢得了人们的热烈掌声，人们兴高采烈。一首首红色歌曲，响彻在边城迪化的大街小巷……

    盛世才的积极表现，不但赢得了斯大林的援助、支持，也赢得了中国共产党的好感，更引起了一批左翼文化人界的广泛关注。从1937年10月开始，原《新生》周刊的杜重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次来到新疆，来往匆忙、形色匆匆的杜重远根据《新疆日报》连篇累牍对盛世才的吹捧文章，加之见过盛世才几面，就加工出来一系列通讯。杜重远的文章，又引来人们的一片好评。他将已经发表的各种通讯结集成了书，取名《三渡天山》，后改名《盛世才与新疆》，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据茅盾晚年回忆：1938年7月，我参与的香港《立报》办不下去了，想返回上海。这个当口，遇到了杜重远。杜重远给我说了其去新疆的情况，“盛世才是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人，思想也很进步，他与延安方面的关系也不错！”当时我就很心动，当时曾与杜重远一同去过新疆的《立报》总经理萨空了也知道了我要离开香港，就动员我去新疆工作。几天后，杜重远把《三渡天山》送给我，书中“把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描绘得是一片光明。”

    新闻记者的职业特点是走马观花，来去匆匆。茅盾还是不放心杜重远提供的情况，便去找廖承志商议，廖承志告诉他，他对盛世才不了解，但是新疆有茅盾认识的人在那里工作，一问便知，这样茅盾便坚定了去新疆的决心。没过几天，杜重远便送来了盛世才从新疆发来的热情洋溢的邀请电。

    茅盾一家是1938年年底离开香港，经河内、昆明、成都、兰州，1039年3月中旬抵达迪化。张仲实是《生活书店》的总经理，他在成都等茅盾一家，茅盾一家到成都后，他便加入了一同赴新疆的行列。

    到达迪化的第二天晚上，盛世才举办了盛大晚宴，各大厅长全部参加，给茅盾、张仲实一行接风洗尘。茅盾在这些人当中认出了财政厅长毛泽民和教育厅厅长孟一鸣。

    此后，茅盾拜访毛泽民，打听新疆的情况。毛泽民告诉他，盛世才是很进步的，但这个人很难捉摸，多疑、忌贤，有“土皇帝”的特性。

    茅盾到新疆后，担任新疆学院教育系主任和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1939年，周恩来赴莫斯科治病途径迪化，盛世才与周恩来举行会谈，茅盾也出席了会谈。当时茅盾想送子女去苏联留学，便悄悄托邓颖超给杨之华捎信。不久，杨之华来电话说，只有中共领导人的子女，苏联才接来留学，茅盾的两个孩子不符合留学的这个条件。

    也就在这个时候，1939年7月，赵丹携妻子、儿子与王为一夫妇等人也兴致勃勃地来到新疆。赵丹也是看了杜重远的那本《三渡天山》（又名《盛世才与新疆》）而心生向往，来到新疆的。赵丹一到迪化，便找到茅盾，打听情况。当时来往新疆的信件，盛世才都要严格检查的，茅盾不敢给赵丹以实言相告。【18】

    他们来了之后才发现，新疆与他们之前“看到的”不一样。但毕竟他们的到来，给边城迪化的文化生活，增添了很多的人文色彩。他们深入学校，举办讲座、报告会，指导剧目创作与演出，给年轻人推荐新书；教授他们学习器乐；参加年轻人的篮球比赛等等活动，一度使边城迪化的文化活动异常繁荣……

    昙花一现的小阳春

    盛世才未经南京中央政府同意，便与苏联签订秘密协议，邀请苏联红军出兵新疆，并长期驻守哈密，扼守新疆的西大门，许以新疆的大批矿产开采为回报。这些都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损害主权国家利益的。盛世才利用苏联红军之手，消灭了对手马仲英，稳固了自己的位置。同时，盛世才还积极要求加入中共，但中共以需要报请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同意予以推脱，但斯大林抢先一步，提前批准了盛世才的要求，批准其加入了联共。

    盛世才加入联共后，与苏联签订了《新苏租借条约》（又叫《锡矿协定》），似乎一切为斯大林的旨意行事。同时，斯大林也要求盛世才凡事都要首先“服从党的命令，更应该为苏联的利益作斗争。”美国历史学家艾伦·惠廷说，这个“协定，给予莫斯科在新疆享有服从广泛的特权，以致使新疆成为一个既不受乌鲁木齐控制也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国中之国。”【19】

    盛世才加入联共后，奉行苏联政策，大搞“肃反”运动。在新疆逮捕了两千余名“托派”分子。俞秀松本已是他的妹夫，但因为他的“托派”问题而将他交给苏联予以处死。接着，盛世才制造了“汪精卫系统暴动案”，逮捕了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且由此牵连了数千人，成为新疆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之一。

    茅盾眼看就要大祸临头，想离开新疆，但盛世才就是不批准。1940年4月，茅盾母亲病故，他以奔丧为名获准回去。但茅盾一走，盛世才便一天几次电话给哈密的行政长官打电话，第一次是“扣留茅盾”，第二次是先不要扣，第三次才说，算了吧，让他走吧!

    相比较茅盾，赵丹就走的不是那么容易了。1940年5月20日深夜，赵丹与徐韬被捕。第二年3月，与赵丹同时来的王为一、朱今明、易烈被抓捕。直到1945年2月，赵丹等人才重见天日，获得释放。可惜他的好友易烈已经死于狱中。这年的初夏，赵丹等人才在国民党要员张道藩的帮助下，离开新疆，结束了九死一生的新疆旅程。

    也就是赵丹被捕后不久，新疆形势便发生了很大变化。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最艰难时期，盟军在欧洲战场进退维谷，苏联面临德寇重大压力。盛世才看到苏联处境十分危险，开始检讨原先完全对苏“一边倒”的政策，转而向蒋介石靠拢。1941年8月29日，宋美龄飞抵迪化，要求盛世才肃清新疆的共产党。1942年9月，盛世才突然变脸，下令逮捕了共产党员陈潭秋（时任办事处主任）、毛泽民、林基路等131人。1943年，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杜重远等10位优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

    盛世才的进步都是为了现实的需要来蓄意伪装的，需要苏联援助和支援时，他可以同意自己的妹妹嫁予俞秀松，自己也加入联共，一旦苏联失势，他又可以马上翻脸，六亲不认，借刀杀掉俞秀松，还有自己的弟弟盛世骐，马上投靠国民党蒋介石。

    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又一手策划了“8·11阴谋暴动案”，将国民党在新疆的几百名党员悉数逮捕，企图清理国民党在新疆的力量。国民党在新疆的监察史罗家伦得到消息后，紧急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紧急接见朱绍良和戴笠等人，商议对策。后宋美龄飞赴新疆。在国民党驻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的大兵步步紧逼下，盛世才只得束手辞职，乖乖的赴重庆担任农林部长了。处于如此纷繁复杂的历史现实情况下的新疆小阳春，注定只能是短暂的，昙花一现的。

    杜重远罹难

    杜重远（1898-1943），是辽宁开原人，是盛世才的同乡。他们也有着大致相同的早期经历，都上过私塾，都赴日本留过学，而且也都在奉军张学良的部队里供过职。所以杜重远一旦遇到盛世才，想必是有很多的共同话题。

    1923年，杜重远从日本留学归国，在沈阳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机器制陶工厂——肇庆窑业公司。1927年，杜重远把肇庆窑业公司改造为瓷器厂，逐渐发展成中国民族资本经营规模最大的一家窑业工厂。他曾任过辽宁商会总会会长，成为东北工商界的知名人士。1929年，杜重远还兼任张学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秘书，襄助处理对日外交问题。与此同时，还与友人组织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促进了东北各地抗日运动。

    1931年“9·18事变”后，杜重远便弃商从文，转而投身记者行业，以笔为枪，游走湘、鄂、沪等地，积极鼓动民众抗日救国。杜重远因号召人们抵制日货而遭到日本关东军通缉，他被迫移居北京。同年9月27日，他与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发起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出任常务理事兼政治部副部长。

    不久，杜重远到上海，结识了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等人。1931年冬至1932年春，杜重远以记者身份在长江一带宣传抗日。1932年春，他与李公朴、胡愈之一起发起筹办《生活日报》。第二年，《生活日版》被迫停刊，杜重远又投身创办了《新生》周刊，自任总编辑和发行人。

    1933年5月，由于《新生》周刊刊登《闲话皇帝》一文，日本帝国主义借机挑衅，国民党当局竟屈从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勒令《新生》停刊。同年6月，在《新生》周刊行将被反动当局查封的严重时刻，依然撰文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坚定地表示：“最后胜利不是属于帝国主义者，到底是属于被压迫人民啊！”同年7月9日，江苏高等法院二分院再度开审《新生》周刊案。总编辑杜重远到庭申述刊载《闲话皇帝》一文经过。法官开庭只问了几句，即退入内室集议宣判;而日本驻沪总领事特派员竟蛮横地闯进内室监视法官集议。在日方压力下，法院当庭宣判杜重远犯"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罪"，判一年又两个月，立即送监执行并不得上诉。

    杜重远愤怒地疾呼:“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旁听群众极为忿懑，高呼"打倒卖国贱"并散发拥护《新生》周刊传单，且用各种硬器向法官及日本人掷去。一时秩序大乱，日本人人及法官抱头鼠窜而去。

    最后，杜重远还是被当局判处了一年零二个月徒刑，成为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他被关押到上海漕河泾第二监狱后，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探监。

    消息传出，舆论界纷纷指责日方小题大作，香港、新加坡、印尼、泰国等地华侨报纸也纷纷表示抗议，痛斥国民政府懦弱妥协。鲁迅也为此向当局提出抗议，鼓舞他继续在狱中进行抗日救国活动。入狱不久，他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开始懂得一些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道理律师吴凯声借助国内外的有利声势，与法庭反复争辩。10月，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托人带信给杨虎城、张学良，呼吁团结抗日。

    1936年春，国民党当局慑于舆论压力，将他移至虹桥疗养院软禁。同年4月，张学良特到上海探监，两人密谈了促蒋抗日问题。同年8月，杨虎城又借治牙病机会住进虹桥疗养院，与他朝夕相处，共商抗日救国大计。9月，获释后，立即前往西安与张、杨晤谈，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事变爆发的第三天，在江西遭到软禁，并被押送到南京，直到蒋介石获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与宋庆龄、沈钧儒等人一起被中国共产党推荐为联合政府负责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杜重远冒险奔走于武汉、西北各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从1937年10月开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次来到新疆，来往匆忙、形色匆匆的杜重远根据《新疆日报》连篇累牍对盛世才的吹捧文章，加之见过盛世才几面，就加工出来一系列通讯。杜重远的文章，又引来人们的一片好评。后来他将已经发表的各种通讯结集成了书，取名《三渡天山》，后改名《盛世才与新疆》，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1939年，杜重远被邀请到新疆创办新疆学院任院长。他为此竭尽全力，聘请茅盾、萨空了、张仲实等人任教，还延请赵丹、徐韬、王为一等人从事文艺宣传活动，并在内地购买了被称为“文化列车”的3卡车书籍。与此同时，他在新疆学院开讲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课，组织“新疆学生暑期工作队”进行抗日宣传，并经常在《反帝战线》上发表宣传进步思想的文章，因此遭到新疆督办盛世才的嫉恨。

    1940年，杜重远被软禁在家。次年5月18日，盛世才先捏造“汉奸”、“托派”的罪名将他逮捕，后又施以30多种酷刑，逼其承认是“苏联间谍”、“秘密共产党员”。但他始终坚贞不屈。

    1944年6月，盛世才派人在食物中放毒，使杜重远肠肺烂穿，大量呕血便血，然后，又令人给他注射两支烈性毒针，将其运至东花园数丈高墙上，再从墙头推下杀害，并毁尸灭迹。全国解放后，中共中央曾专门派出考察团到新疆寻找其遗骨，没有找到。

    1986年，杜重远的著述结集为《杜重远文集》出版。

    注释：

    【1】 《民国新疆史》陈慧生、陈超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265页。

    【2】 《新疆简史》第三册，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126页。

    【3】 《生死天山——俞秀松与盛世才兄妹》黄仁柯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30页。

    【4】 凤凰周刊文丛《机密档——被遮蔽的历史》，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468页。

    【5】 《生死天山——俞秀松与盛世才兄妹》黄仁柯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05页。

    【6】 《中国西部大流亡》杜雪巍著天马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101页之“从白山黑水到天山脚下”一文。

    【7】 凤凰周刊文丛《机密档——被遮蔽的历史》，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469页。

    【8】 《中国西部大流亡》杜雪巍著.天马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101页之“地火——西路军败亡新疆”一文。

    【9】 《民国新疆史》陈慧生，陈超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283页。

    【10】《新疆简史》第三册22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1】 《新疆风暴七十年》张大军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华民国六十九年五月出版第3357页。

    【12】 《新疆五十年》包尔汉著.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209页。

    【13】 《盛世才在新疆》蔡锦松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153页。

    【14】 参见《新疆文史》2013年第1期（总第46期）杜雪巍文《苏联红军出兵新疆内幕》。

    【15】 《生死天山—俞秀松与盛世才兄妹》黄仁柯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90页。

    【16】 《新疆历史词典》纪大椿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8月第1版366页。

    【17】 《生死天山—俞秀松与盛世才兄妹》黄仁柯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23页。

    【18】 《机密档——被遮蔽的历史》凤凰周刊文丛，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470页。

    【19】 《机密档——被遮蔽的历史》凤凰周刊文丛，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470页。

作者系自治区民进文化出版委员会主任，新疆互联网新闻中心数字出版中心主任，执行总编辑 巍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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