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文化观

钱学森的文化观

2016-05-23 03:36:36北京日报

发布时间：2016-05-23 00:00:00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网络编辑：刘洁

【导语】最近几年，我们在撰写《人文钱学森》这本书的过程中发现，钱学森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表过许多关于文明与文化的论述，直接反映出他对文化的独特观点和见解。

　　王曦 王文华

　　最近几年，我们在撰写《人文钱学森》这本书的过程中发现，钱学森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表过许多关于文明与文化的论述，直接反映出他对文化的独特观点和见解。他关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一些论述，对当前我国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不能一概拒之门外，他们考虑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参考”

　　1985年，钱学森在《我们要展望21世纪》一文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特点是全民性，而且可以做到全民性，所以很多问题都要重新考虑。我们要把过去几千年文化遗留下来的东西重新甄别一下，好的，对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用的东西，要吸取、继承、发扬……还有名胜古迹，也是珍宝。我们要看一看，到21世纪，中国过去那些封建统治阶级享受的东西中，哪些要变成人民共同享受的东西……对资本主义的东西怎么看？我说也要鉴别，不能一概拒之门外，他们考虑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参考。”这段话实质上讲的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一种科学态度，要我们把过去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财富和资本主义世界里好的东西吸取过来，丰富我们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文化。他认为，“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来说，从生产力标准来说，人是生产力中重要的因素，最活跃、最革命。人的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出来，发挥得如何，关键在于人的素质、人的思想文化水平……而一个国家科学管理、科学决策的水平，也是与科学文化水平联系在一起的。经济、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也是与科学文化的发展进程同步的。现代经济的发展主要靠科学技术，未来的21世纪将是智力战的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否会被开除球籍，将取决于文化建设的成败。”

　　钱学森还指出：“中国还有些哲学家，也有这种观点，他们的书过去我看不懂，现在明白了。比如熊十力，他认为人的智慧有两个方面：文化、艺术方面的智慧叫‘性智’；科学方面的智慧叫‘量智’。过去我说，要发展、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引入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张岱年教授同意我的看法。现在看，这个精华就是人类的‘性智’，即人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从整体上来看世界。一个人光有科学技术不行，常常容易犯机械唯物论的错误；光有文化素养也不行；既要有‘性智’，又要有‘量智’。”

　　●“对应于研究物质财富生产事业的经济学，有一门新的社会科学——文化学”

　　早在1982年钱学森就指出：“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一种国家规模的系统工程，同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有关的，对应于研究物质财富生产事业的经济学，有一门新的社会科学——文化学。”这简短的一句话，不仅指明了“文化学”这门学科的地位，也指明了这门学科的性质和重要性。他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考察了认识主体在人类社会中的发展变化、认识主体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他说，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要人民当家做主的，因此国家要培养人民当家做主的能力。这都说明为什么我们在国策中明确地规定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的目标是使我国全体人民都具有很高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养。我们应该在生产发展所允许的条件下，最快地普及教育，普及科学技术，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一门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正是为了探索如何使人民群众更快地成为认识主体的规律，以便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提高自觉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作为认识主体的潜力。

　　1988年，钱学森针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学问所引起的一些争论，对文化学的目的、任务、对象、内容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说：“我们提出的文化学的目的、任务，是研究文化和生产力的关系，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意识的社会形态的变化发展和整个社会发展变化的关系，研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研究社会主义文化的组织、建设、领导、管理问题，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系统工程提供理论依据。”

　　钱学森认为，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们的伟大战略目标。我们党和国家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事业以及其他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所以我们要研究创造精神财富的全部学问。他说，“分散地提这门学问、那门学问不行了，要综合地提、全面地提，所以建议称这门学问为文化学”。

　　●“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钱学森多次强调要区分“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范围的不同。《哲学研究》1989年第1期发表了《实践与文化——“哲学与文化”研究提纲》后，钱学森很快致信“哲学与文化”课题组。他说：《提纲》所讨论的对象远远超出“文化”的范围，又是犯了“文明”与“文化”不分的老毛病——“文明”包括“文化”，而“文化”不能代替“文明”。的确，无论是在中文还是在西语中，“文明”和“文化”都属于使用频率极高而又极为模糊的概念。事实上，文明和文化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文明是以人类基本需求和全面发展的满足程度为共同尺度的；文化是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不同条件为依据的。

　　钱学森指出，文明是一种社会形态在一个地区、一定时期的表现。文明有三个侧面：经济的社会形态表现为物质文明，政治的社会形态表现为政治文明，意识的社会形态表现为精神文明。这样，研究文明的学问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物质文明的学问是经济科学，研究政治文明的学问是政治学，研究精神文明的学问可称之为精神文明学。这些都是社会科学很大的一个领域。1995年11月5日，他在给刘为民的信中还提出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机械文化阶段，影视文化阶段，信息文化阶段。

　　（作者分别为：四川省经济文化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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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钱学森》（新华出版社出版），精选钱学森百年人生中在科学实践、音乐美术、文学摄影、教书育人等领域的典型事例，从人文的角度审视和系统评价钱学森的人文内涵、人文思想、人文气质，系统展现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誉观。本书“下篇”以翔实的史料，深刻展现了钱学森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思考和见解，比如他提出把文化建设分为教育事业、科学技术事业、文学艺术事业、建筑园林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广播电视事业等13个方面。（于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