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从“亲而信”到“利相关”

　　

人们对不同社会群体的信任情况。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2年)。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里，信任基本上就是指人际信任，而人们彼此之间信任与否，多半视相互之间“关系”而定。关系的亲疏远近成为信任的准绳，据此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任模式——“亲而信”。

　　中国乡土社会“亲而信”的信任模式正在遭遇两方面的考验

　　与整个人类的发展趋势相一致，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根植于这样一种转型社会背景之下，中国乡土社会“亲而信”的信任模式正在遭遇来自两方面的考验。

　　其一，来自关系约束力量的减弱。传统中国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熟人社会”，而熟人间的信任是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石，但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转型，商品经济大潮声势浩大、扑面而来，生意圈内“杀熟”的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数以百万计的传销队伍，利用人们的熟人关系编织销售网络，成为“杀熟”的重灾区，这无疑削弱了熟人信任的效应。

　　其二，来自社会流动的影响。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农耕社会，其最大的特点是土地不能移，这大大限制了中国人流动的可能性。改革开放后，国家通过单位、户口和城乡二元结构严格控制社会流动的制度樊篱被打破，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社会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2.6亿。与此同时，城市人频繁地更换职业、身份和居住地，传统的、稳定的、长久的、可预见的人际关系开始渐渐被易变的、短暂的、匿名的交往模式所取代，人际信任的风险由此而生。

　　总体而言，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人们之间的交往模式发生了变化，血缘亲情的纽带开始松弛，传统的乡土地域限制已被打破。太多的利益纷争、太多的博弈权衡、太多的短期交往，导致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多变，守望相助的“熟人社会”渐行渐远，“信任荒”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醒目现象。

　　今天，熟人间的信任更多的是理性认知而较少情感导向

　　我们的研究发现，关系的亲疏仍是影响中国人人际信任产生的重要因素，但已并非唯一重要因素，现代社会所倡导的人品、能力、交往过程等理性因素在信任发生的过程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这里，我们选取家人和熟人这两种典型的亲近关系来检验“亲而信”的人际信任模式是否依然有效。

　　“养儿防老”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传统角色规范，是不容置疑的信任关系，但是今天的父母已经不能完全指望养儿防老，于是出现了新的养老模式——“以房养老”。虽然访谈中有很多人表达“养房也不一定防老”的观点，但和“养儿防老”相比，更多的城市人还是认同“以房养老”。

　　夫妻之间亲密关系与互助的角色规范依然是人们的共识，所以无论是传统乡村的农民还是现代都市的市民都不赞同“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当头各自飞”的说法。是否支持“婚前财产公证”是对婚姻关系未来预期的风向标。婚姻家庭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最可靠的生活共同体，家人最可信不仅是一种社会态度，而且简直就是信仰。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显示：面对婚姻关系的脆弱性，农村人采取抗拒的姿态，城市的中年人痛苦纠结、彷徨无助，而新生代年轻人主动选择规避婚姻风险的制度信任——“财产公证”。家人之间的原始角色信任开始出现利害关系的权衡。

　　与此同时，熟人之间的信任建立，更多的来自频繁人际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熟知、可靠与认同，而不再是角色关系带来的情感联结。信任作为一种社会态度，是由认知和情感两方面构成的，传统“亲而信”的模式中，人们看重的是关系，是对亲近角色规范的深信不疑，进而滋生出情感信任。今天，熟人间的信任更多的是理性认知而较少情感导向。陌生人在传统熟人社会是被提防的可疑者，但都市是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大量的社会互动发生在陌生人之间。

　　借钱问题与利益和信任高度关联，调查显示借钱基本上只能发生在家人与熟人之间，亲近关系依然是很重要的信任基础，但也只是借钱的前提条件，借与不借的关键因素是信誉和偿还能力。许多人的答案表明写借条和找证人也不会促使自己借钱给对方，但是同意借钱后，靠谱、懂事的人一般都会主动而坚决地打借条，让人多少增加点安全感。对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信任事件进行分析，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关系取向和利益取向是如何复杂、纠缠地存在于信任发生的过程之中。人际信任模式正由“亲而信”向“利相关”转向。

　　从“亲而信”向“利相关”的信任模式转向，是社会转型带来的

　　信任模式的转向是如何发生的？这便涉及西方社会学的两个重要概念：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现代性始于17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漫长的发展和完善，至今已成为在世界范围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的发展一方面给人类带来显而易见的福音和便利，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和人类自身带来了分裂和冲突。向现代性前进就不得不意味着和过去告别，为了追求现代生活，人们不得不离开或放弃原有的熟悉生活方式，现代性和传统性成为一种对立的概念。这种对立如同人在走路时所遇到的一个突然而至的阶梯，虽然阶梯的高度并不是太高，但一时的难以适应、不安和焦虑却是在所难免的。

　　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一致，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在受到现代性的影响，正处于这样一个不安的时期。现代性使市场经济大潮如火如荼，社会流动加快，人们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追求，社会关系变得更为复杂，风险便也由此产生。

　　现代性与高风险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急剧的社会流动给人们带来了许多的短期交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多变，这让人们产生了忧虑和不安。如何能减弱这种伴随风险而来的消极情绪，最稳妥的方法就是尽一切力量来规避可能的风险。此外，风险社会滋生出太多的诱惑和不确定因素，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太多的利益纷争和博弈权衡，关系不再是信任产生和维系的保证，人们会通过理性的利害权衡，比如信任他人的人品和能力、准备“以房养老”、认同婚前财产公证等，以期降低人际信任的风险。

　　从“亲而信”向“利相关”的信任模式转向，是社会转型带来的。只是，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是：人际信任如何以新的机制重新建立，社会信任的基石如何从人际信任转变为制度信任，“利相关”的人际信任模式如何带着中国社会迎接挑战。

　　(作者为南京大学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