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讲述“新文化运动与西学东渐”

摘要

新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色彩，使一批又一批想改革社会的人，抛弃保守、另辟新路。

图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五四”浮雕 资料图片

新文化运动产生的背景

在西方国家开始工业革命并逐渐实现工业化以前，中国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是世界上最富裕强盛的国家。到十八世纪晚期，中国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已经处于落后状态，而且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乾隆皇帝对此毫无警觉，瞧不起英国派来的使者。结果，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中国连续被打败，割地赔款，被迫五口通商。

之后，国内少数人开始觉醒，认识到世界形势已不同于过去。他们主张学习洋务，引进坚船利炮，强军而后强国。但对于中国的体制却不想改革，也不敢改革。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遭到惨败。失败后的中国，能够认识到更改体制的必要性的主要分两派，一派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兴中会（后同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合并为同盟会），主张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政府；另一派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在开明的清政府的主持下，变法维新。“百日维新”失败了，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也都遭到镇压。八国联军使清政府不得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的苦难更重了。

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发动了武昌起义。紧接着全国许多省份都举行起义，革命声势之大前所未有。袁世凯估计当时全国的形势，乘机逼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南北终于统一，实行共和制，建立中华民国。

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大权独揽，便授意杨度等名流组建筹安会，鼓吹恢复君主制。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通电全国，正式宣布称皇帝，把国号由“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决定从1916年起，废除民国年号，改为“洪宪元年”。

袁世凯称帝的消息一传开，引起全国共愤。1915年12月22日，云南军政当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出兵讨袁，组成护国军，由蔡锷任总司令，唐继尧为都督。蔡锷率军攻入四川，李烈钧率军进入两广。袁世凯见形势逆转，1916年3月20日，被迫撤销帝制。3月23日，他颁令废止“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民国五年，但全国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迫袁世凯下台。1916年6月6日，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在全国反袁的呼声下气急暴亡。

从此开始了北洋军阀和其他派系军阀割据称霸的时代。主要的军阀有皖系段祺瑞、直系吴佩孚、奉系张作霖、滇系唐继尧等。1917年6月，一直盘踞于山东的军阀张勋早有复辟清朝的意图，他在一些遗老和复辟势力的支持下，6月14日率“辫子军”进入北京。7月1日，张勋把逊帝溥仪扶上皇位发布“即位召”，宣布恢复旧制，悬挂龙旗，并禁止北京市民非议复辟，违者格杀勿论。北京城一片混乱。

这时，段祺瑞在天津附近的马厂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并通电全国声讨张勋。7月12日，讨逆军直逼北京，“辫子军”一触即溃，纷纷投降，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

以上所说的就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前和初期国内政治形势变化的概述。

新文化运动的实际领导人

许多人都把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认定为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日期。《青年杂志》的创刊地点在上海。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其创刊号上《敬告青年》的文章中明确宣告：任何不合于现今社会的事物和观念，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向，皆一文不值也。”

1916年9月1日，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他在第一号中写道：“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为取新青年之资格也。”这表明，作为一个“新青年”，不是年龄合适就行，而必须有新的认识、新的观念、新的作为。

同在《新青年》第一号，还刊登了李大钊的《青春》，文章号召青年人冲破“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立志创造一个新社会、新国家。

在《新青年》第五号上，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他提出，要以白话文为中国文学正宗，认为真正的文学应当“实与今日社会之情状”。从这个角度来评价胡适，说胡适是“白话文之祖”并不错，但胡适这篇《文学改良刍议》的最重要之处是他认为文学必须反映社会现状，必须言之有物。

陈独秀接着在1917年2月的《新青年》刊出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文中对旧道德、旧文化的开战更为明确。在陈独秀看来，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标榜民主和共和，但“黑幕未稍减”，原因就在于“盘踞我人精神界限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为此，陈独秀自称“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写吾革命军三大主义。”这里所说的文学革命军三大主义是指：

1.“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2.“推翻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3.“推翻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的这篇《文学革命论》和胡适的《文学革命刍议》的发表，轰动了国内的文化界，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檄文。

1917年4月21日，李大钊发起组织了中国财经政学会。这个学会是在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过程中成立的，李大钊等人担任责任会员。它的宗旨是“研究经济学理，调查事实，以期适用于中国。”

1918年9月15日，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这是周树人首次用笔名“鲁迅”发表的作品，也是鲁迅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描写了一“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通过主人公“狂人”之口，指责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人吃人”的罪恶社会，预告将来的社会必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综上所述，人们把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视为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年，是有根据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以及其他一些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学者、名人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也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陈独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旧称“德先生”“赛先生”），很快地掀起了一场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礼教、传统道德观，启发了广大群众的民主觉悟、革命觉悟，为“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在这里必须指出，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及北京大学成为蓬勃开展的新文化运动中心的意义。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赴任前，多数友人认为北京大学校方历来都是官僚主持校务的，所以多数友人劝蔡元培不要就任，有碍名声。也有少数友人认为，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可以借此机会树立新校风，整顿教学秩序。孙中山赞成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说：“地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

在深思熟虑后，蔡元培慨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改造学校的领导作风，充实学科、学制，倡导平民教育，首行男女同校。他采取“兼容并包”方针，大量引进新派人物，不拘一格招聘专家。在蔡元培校长倡导下，北京大学开创了思想自由的新风。

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校务期间，陆续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有名望的人来北京大学。这时《新青年》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

在蔡元培领导下，“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大旗帜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关于民主的含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包括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民主自由权利等内容；二是指反封建反专制，认为中国要在今日的世界生存，必须放弃几千年来的帝制、官僚的统治，改为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关于科学的含义，也应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阐释，一是反对封建迷信，反对不科学的种种旧观念，二是向西方国家学习科学技术、科学知识，尊重科学，及所具有的科学精神，解放思想。

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在北京天安门演讲和在《新青年》1919年1月发表的文章，被认为是探索新路的代表作。他在《庶民的胜利》演讲中说：“协约国战胜了，同盟国战败了，世界大战结束了”，这是“公理战胜强权。”在《新青年》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篇文章中，热烈赞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校长在北京大学生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认为“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这些都表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预示着分化的加速。一些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的人日益倾向于探寻新路。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得新文化运动中一部分人在新路上走得更远，变得更加激进。

“五四”运动的由来及其伟大意义

1919年1月21日，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代表团参加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凡尔赛会议。1月27日，会议讨论山东问题，日本认为应当继承德国的权利。英美法等国竟不顾中国代表团的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给予日本。消息于1919年5月2日传回北京，举国上下，无不震惊。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紧急集会，并同其他高校学生商议后决定于5月4日举行大游行。

5月4日一早，北京大学和其他13所高校的学生一共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合，然后举行示威游行。下午约4时，游行队伍到达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曹汝霖时任交通总长，被学生认定是亲日派）并痛打了刚从日本回国的驻日公使张宗祥，还火烧曹汝霖住宅。军警赶到现场，拘捕学生32名。5月5日，为抗议政府抓捕学生，北京各高校学生实行总罢课。

北京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到各地，从上海开始，全国20个省共100多个城市都举行罢课、罢工、歇业等活动，不仅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还要求罢免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三名亲日派的职务。

迫于群众的压力，除了陆续释放各地被捕学生外，大总统徐世昌不得已免去曹、章、陆三人的职务。

1915年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特色

西学东渐是新文化运动开展以后带来的必然的结果。早在19世纪晚期中国清朝政府就已经派出赴西方国家学习的留学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又派遣了大批留学生赴日本学习。此外，自费留学美、欧、日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所以西学东渐远不是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才出现的现象。

西学东渐实际上指如何把西方国家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带到中国来，使它们能在中国国土上发生影响，发挥作用。由于科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科学，包括数、理、化、天文、地理、医、工程等领域的知识、方法和作用，也包括军事技术、装备等，另一类是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文、史、哲、语言、考古、伦理、法律、经济、教育学等。此外还包括军事理论、军事管理等。还有一些介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或兼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特色的学科，如心理、环境、规划学等等。

虽然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清朝政府已经派出多批留学生到英、美、德、日等国家去学习，还聘请外国专家前来中国讲学或担任某一部门或单位的顾问，这可以称作西学东渐的一部分，但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的西学东渐相比，二者有以下五个重大的区别。

第一，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派出的留学生，主要是清政府或地方督抚所派遣的，以学习技术、军事为主，并没有把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作为学生引进的意图，如果有，那也只是一部分留学生的个人行为。而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展以后，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由各省所派遣的留学生，开始关心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方法和精神的引进。这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在1915年以后，留学回国的学生中有愿意从事教育的，一般都能如愿以偿，因为从北京、上海到各省，大家都有发展教育，培育人才，开发民智的愿望。无论是北京或上海，还是各省会城市，都新设立一些高等学校、师范学校或高中。所以回国任教的留学生有了用武之地，他们把课堂当作了西学东渐的讲坛。这种情况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是不多见的。

第三，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中国的政界、思想界沉闷的局面未被打破。而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倡议下，中国的政界、思想界乃至中国社会的沉闷局面被打破，中国的前途究竟是维持现状还是另辟新路，什么是新路？是建立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向布尔什维克学习，都是新文化运动参加者热衷探讨的问题。

第四，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尽管清政府和各省都派出了去美、西欧和日本的大批留学生，他们回国后在技术部门、工程部门和管理部门也担负了一些职务，他们也把西方学说引进中国，但他们既没有形成一个学术中心，也没有一个类似的组织作为发动群众的中心。简单地说，他们依然是一盘散沙。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便不一样了。

第五，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来后，知识界、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的阵线越来越清楚了。他们之中大体上分为三种倾向：一部分正在积极探索如何建立共产党，走马克思主义道路，认为中国社会必须经过工农革命，建立新社会才能振兴，才能实现富强、自由、平等、公正。当时一批又一批有志之士，希望通过勤工俭学能到西欧国家去接收马克思主义学说。此外，也有少数人到莫斯科去领悟俄国十月革命成果。这些人中，不少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另一部分选择了广东，南下支持孙中山。还有一部分，投身于文化界、学术界，成为继续从事新文化使命的学者。

对“五四”前后西学东渐的正确评价

关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以及由此掀起的西学东渐的热潮，并未因“五四运动”的结束而停步。两个十分有利的条件已经具备：一是除北京和上海外，大多数省会城市开始新建了一批大学，建校经费或来自中央政府、各个地方政府，或来自教会、其他公益机构，或来自商界的赞助；二是各地新创办了一些杂志，或成立了一些学习研究性的团体，它们聚集了一批有志于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学说的知识界人士。

例如，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创办了《每周评论》，主要宣传反封建、反军阀统治、反帝国主义的思想，介绍十月革命，介绍社会主义学说。杂志主要撰稿人除陈独秀、李大钊以外，还有张申府、胡适、周作人等。

又如，《新教育》月刊于1919年2月在上海创刊，由蒋梦麟任主编。《新教育》提倡平民教育，提倡白话文，主张建立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

再如，1919年3月23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大学宣布成立，邓中夏、廖书仓为总务干事。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城内设四个固定讲演场所，讲演内容包括反日爱国、民主政治、破除迷信、反对封建家族制度、提倡科学和文化等。同年7月1日，王光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该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该会有成员42人，王光祈担任会长。

在北京以外，天津的进步青年由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等人发起，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于1919年9月16日组成了“觉悟社”，并开始出版不定期刊物《觉悟》杂志，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

1920年，恽代英、林育南等人在武汉组织成立了利群书社，书社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激进书报杂志，影响了不少青年。

在这里还应当提到，1918年4月18日由毛泽东发起，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蔡和森家中，成立“新民学会”，基本成员共21人。1920年8月13日，已在法国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主张组建中国共产党，争取国际无产阶级援助。12月1日，毛泽东复信蔡和森，对其主张极表赞同。

在这一年的4月，俄共党员维金斯基抵京后，同李大钊等人讨论后表示：在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以及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已经成熟。李大钊同意维金斯基的意见，介绍他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

至此，为一年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举行准备了足够的条件。1921年7月23日，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中秘密召开。到会的正式代表有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东京小组的周佛海，另有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7月30日，李书城家受到法租界巡捕注意。31日，大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并在此闭幕。大会确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大会选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李达、张国焘分别负责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闭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开始了中国政治新阶段。

对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评价既已清楚，那么对新文化运动期间的西学东渐的评价也就不言自明了。

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从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西学东渐的影响的扩大可能更加引人注意。这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色彩，使一批又一批想改革社会的人，抛弃保守、另辟新路。他们渴望从西方国家和日本新出版的书籍和报纸杂志上找到自己需要的知识，他们更希望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因为只有通过选择才能找到目标和通向目标的途径。

国外传入的有关社会科学的各种学说中，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还有马克思主义。中国的进步青年在这些学说中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对人们最有吸引力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进步青年对于新路的认识尽管不一样，但“走十月革命之路”却成为人们向往的道路，这同样是选择的结果。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新文化运动过程中西学东渐的意义。

即使人们当时对引进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出版的法律学、政治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的书籍的兴趣日增，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国内的改革旧传统和创建新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反帝反封建的赞成者和支持者的人数越来越多，人们对东渐的西学的兴趣也越来越大。由于目标是反帝反封建，所以法律学、政治学、教育学和经济学书刊也越来越受欢迎。这并不违背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只要不是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专制主义歌功颂德或竭力辩解的，只要是称赞民主、自由、平等的西方书刊，都会有读者。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应当正确地看待当时的西学东渐，不能由于引进中国的西方国家出版物中有介绍资产阶级法律学、政治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的书刊而贬损西学东渐的作用。换言之，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主流是否定旧文化、旧思想、旧伦理，引进的资产阶级法律学、政治学、教育学和经济学，不仅有助于开阔国人的视野，而且其中仍有不少内容可供刚成立的民国政府立法、行政管理、学校建设作参考。

再以经济学的引进来说，1915年前后，在西方国家占主流地位的是新古典学派，无论是新古典学派的大本营英国，还是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美国，都以完善市场经济，鼓励市场竞争，反对国家垄断为基调。当时留学英美的中国留学生所学习到的经济学说，都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国的市场是不完善的，私营工业企业受到的限制更多，其中既有政府的限制，更有帝国主义国家资本的特权的存在，而且中国劳工的地位得不到保障，这些都是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本意的。因此，在中国国内各高等学校内讲授当时占主流经济学位置的新古典学派的学说，也有对人们的启示作用，所以不应当一笔抹杀引进新古典经济学说的作用。

除此以外，还应当看到，经济学中有不少实用的内容。例如，财政的管理（包括国家预算应力求平衡，国际收支也应维持基本平衡）、金融的管理和风险的防范、证券市场的建设和运行、工业企业的投资和经营、国际贸易的开展、城市化、农村人口的流动、市场秩序的维护等，都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知识。中国经济今后应如何健康发展，如何参与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需要一大批专业人才。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知识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政界、法学界、经济界努力学习和了解西方经济的组织和法制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在评价西学东渐时需要注意到的。总之，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特大功绩，包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之一的西学东渐，都应当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去评价，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厉以宁 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多次获得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奖，包括：“孙冶方经济学奖”“金三角”奖、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第二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等。

（文中所述有关新文化运动中突出事件的日期和经过，参考了广州文化传播事务所主编的《20世纪中国全纪录（1900—1994）》。）

记者王庆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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